那一代底层生活起来的明星们正在离开

吴孟达的离开，不只是香港影坛传奇绿叶凋零。他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1990年，当杜琪峰带着《天若有情》的剧本找上吴孟达时，他本来选中了剧中最大的反派角色——喇叭。

但到了片场，导演陈木胜变卦了。

他想让吴孟达演太保。

“达哥，我知道你什么角色都能演，但是太保这个角色，就达哥你能演，别人都不行。”

怎么演？ 

杜琪峰给出关键提示：“狗”。 

叼着烟，套着松松垮垮的廉价T恤，屁股后面插一把灰扑扑的大鸡毛挡子，“老狗”太保就这样登场了。 

走路一颠一摆，嘴里还嘟嘟囔囔：“输精光，皆因上大档。输精光，所以食便当。”

见到警察锁他车位，满脸堆笑凑上去，哈腰敬礼、抽自己耳光 ，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屁股上斜插着的鸡毛掸子像狗尾巴一样摇晃。 

警察刚走，他弯成90度的腰立马挺直，跳起来指着警察远去的背影大骂：“我太保的窝你都敢踩，叽叽歪歪、啰啰嗦嗦。”

短短几个镜头，人物形象立住了。

这样一个人前摇晃，人后乱吠，靠精神胜利法苟延残喘的底层小透明，对待兄弟却很仗义。甚至为了救他，不自量力地与仇家血拼。

捅死对方的同时，自己肚子上也多了好几个窟窿。

临死之际，太保捂着不断冒血的伤口，含泪大笑道 ：“我成功了，终于杀了他了。”

卑如蝼蚁的小人物 ，在此刻仿佛拥有了“天神”般的大无畏，让既定的死亡结局也显得无足轻重。

太保倒在血泊中时，罗大佑写的《追梦人》响起。

凭太保一角，吴孟达获得了人生中唯一一个奖项——“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遗憾的是，因为赶着拍逃学威龙他没能去现场领奖。

很多人都觉得，“老狗”作为吴孟达人生经历和演艺生涯的注脚再贴切不过。

可实际上，这种狗模狗样的状态，那一代的草根明星或许都不陌生。  

周润发的乳名叫细狗，在粤语里就是小狗的意思；周星驰跑了多年龙套第一次做主演，被导演评价：“像条狗那么卖力。”后来他的电影里狗无处不在，最经典的当属《大话西游》：夕阳武士指着至尊宝的背影说，“你看那人，他好像一条狗啊。”

人愿意像狗一样活着，多半是因为心里还剩了点渺茫的希望。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阶层尚未板结。小人物也可以苟且生存，不论是跌入粪坑，还是被摁在地上摩擦，都始终保有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的韧性。 

市井飘过，江湖混过，“他们横穿变迁的时代，纵贯社会的阶层，兜揽了一身的风霜雨雪，整个人往跟前一站，就透着丰富、厚实，自带胶片质感。”

吴孟达的离开，不只是香港影坛传奇绿叶凋零。他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比起塑造人物，现在的鲜肉小花更愿意打造人设；比起磨练技艺，他们更擅长磨皮美颜。

像一层薄薄的漂亮的玻璃纸片，闪闪发光，哗啦啦作响。然而炫目的视觉冲击后，却始终不曾走进人们内心深处，化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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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达祖籍福建厦门。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民间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即，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首当其冲。

隆隆炮声中，吴孟达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香港。

第一次坐火车，两天两夜的车程，他吐得昏天暗地。下车的时候，父亲拿了两个橡皮糖，给他一个，姐姐一个。

一家四口暂时落脚在香港仔的渔光村，和其他好几户人家挤在一个七八十平的老房子里， 为了争抢厕所和厨房不知闹过多少口角。

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一家6口人吃饭，活动空间越发逼仄。

1963年，吴孟达12岁，父亲终于申请到一套20平米的廉租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条件大大改善。

但吴孟达作为长子，只能把床让给弟弟，自己睡地板。

后来姥姥也申请过来，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开支都压在吴孟达父亲身上。那时候父亲一心想让吴孟达好好读书光耀门楣。奈何他屁股坐不住，不是抓耳挠腮，就是东张西望，成绩很不理想。

唯一能让他专注的是戏曲和电影。每次妈妈让他去买菜，他都从中“贪污”个1毛钱，攒够了就去看电影。

有时实在等不及，他就悄悄躲在电影院厕所里，等检完票开始放映，再溜进影院过把瘾，回家后还手舞足蹈地演给妈妈看。

“那时候爱看电影，觉得明星都很风光啊，希望自己也能那样。”

电影以其银幕幻梦，宽慰着正值青葱岁月的吴孟达，更重要的是，电影明星的一夜成名、光鲜亮丽，让他感到：成功竟然如此轻松。而这一从艺初期的心理动因，在吴孟达晚年的采访中，也毫不掩饰地袒露：

“一开始爱上电影只是贪慕虚荣。”

父亲虽然经商，骨子里还保留着封建大家长的做派。他觉得“戏子”是下九流的勾当，动辄对吴孟达“家法伺候”。

父权的倾轧，反倒让正值叛逆期的吴孟达更加向往荧幕上的世界。

1973年，瞒着父亲，吴孟达偷偷报考了第3期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没想到一试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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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合影

很长一段时间，白天他在父亲店里帮忙，晚上就打着学英语的幌子去训练班学习。

在同班同学里，吴孟达和小三岁的周润发最为投契。

他满嘴跑火车，总能把笑点很低的周润发逗得捧腹大笑，一个爱讲，一个爱听，两人一度形影不离。

当时周润发住的离学校很远，那个年代没有海底隧道，晚上过了12点就回不了家，只好去吴孟达的出租屋蹭住，有时连住好几天，“内裤都臭了，我就把我的内裤给他。”

和吴孟达比，周润发的家庭是真正的赤贫。母亲给人做帮佣，父亲常年出海打渔，染上赌赢，欠了一屁股债。

他形容家里那种穷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拥有一双价值5块钱的白色球鞋，这样就不用一年四季穿着不成对的人字拖鞋。

愿望还没实现，父亲就病倒了。周润发的少年时代也提前宣告结束。

他辍学打工，当过酒店门童，也在照相机店卖过胶卷，还做擦鞋小弟、搬运工、洗车工。

在车行洗车那阵子，有一天，忽然来了一辆劳斯莱斯，他看车很气派，洗完好奇地摸了摸，不料被车主指着鼻子骂：

“摸什么，摸坏你赔得起吗？像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买不起这个车！”

一米八的大高个子瞬间矮了下去。

自尊心受创的周润发，没想到逆天改命的机会很快就找上门来。

70年代初的香港，娱乐业正值野蛮生长时期，为了培养TVB自己的明星和演艺人才，“无线艺员训练班”应运而生，无数草根少年从中看到阶层跨越的可能。

和吴孟达的自发性热爱不同，周润发是在朋友怂恿下报的名。听说不用交学费还能赚钱，就决定去试试。

面试的时候，朋友被刷了，他却被香港话剧之父”钟景辉一眼相中。

后来，钟景辉在一档节目中聊起：“当时周润发成绩其实并未合格，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高大威猛，又有热情，所以就推荐了他。”

那一期有40名学员，吴孟达是副班长，成绩一直排前五。而周润发却因为“嘴跟不上脑子，身体跟不上嘴，身体不协调，演戏很别扭。”专业成绩在班里吊车尾。

更何况他长相也不符合主流审美，个子太高，根本找不到搭戏的女演员。

当时担任办公室助理的杜琪峰，听到老师聊天说：“周润发可以不用留了吧。”另一个劝：“还有三个月，到时候再说吧。”

最终，40名学员有22人毕业，只有7个人拿到长约，吴孟达是其中之一。

而周润发拿的是临时合约，只能做临时演员，拍一天拿一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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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明星的黄埔军校，那时候无线电视台有一个规矩，所有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出来的艺员，都必须跑两三年龙套，随后才有希望转为演配角，直至获得饰演主角的机会。

初闯娱乐圈的日子，周润发和吴孟达都很窘迫，常常一人掏5块钱买一碗叉烧饭，蹲在马路边分享一下最近自己去哪个剧组跑了龙套。

吴孟达回忆，当时在片场，大明星在前面演十几二十分钟，龙套就在后面等。

时间一到，龙套马上冲出去喊一句台词：“禀告大人，夫人病倒了。”

稍有差池，摄影师就要骂人：“训练班的同学吗？毕业没了？再回去训练吧！”

连扫地的阿姨也凶他们：“把脚拿开。”

一开始还有一些小角色，慢慢地只能在片场扛道具、给灯光师打下手，等有需要再去临时客串。

到最后甚至被告知“没戏给你演了。”

彼时，对两人来说，最开心的事情不外乎是今天自己的镜头多了3秒，昨天，剧组里的“大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没人知道他们的龙套生涯何时会结束，或者，会不会结束。那是一段以“熬”来形容的日子，而最先熬出头的，是吴孟达。

1979年，他在TVB精心打造的《楚留香传奇》中混上个男二号“胡铁花”。从此名声大噪，片约不断。

这部剧在台湾掀起了“楚留香旋风”。

每到周末，“计程车司机不载客，夜市小贩不摆摊，孩子在8点前写完作业，全守在电视机前看《楚留香》。”据说台湾本土的影视业大受冲击，还告到法院，要求《楚留香》停播两年。

当年吴孟达几乎成了台湾最受欢迎的演员，跟20多年后的周杰伦比也不遑多让。

各种演出、工地秀、剪彩都找上门来；大把大把的钞票进了口袋，每天一打开酒店房门，就有一票女生等着；所有老板都恭维他，张口闭口都是吴大哥。一吃饭，满桌人排队端着杯子敬他。

多年龙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曾经为几毛钱挖空心思的少年，突然被奉为名利场的座上宾。金钱、美女、奉承……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又那么疯狂。

已结婚三年的吴孟达很快迷失自我，过起了酒池肉林的生活。

在剧组，他常常灵魂出窍，每天只想赶快收工，领着一群小混混，去打牌、喝酒、找女人……吴孟达年轻气盛，爱当大哥，又好面子讲义气，喝遍台湾，花钱如流水。古龙喝酒用汤碗盛白兰地，一口闷下，他吴孟达也敢。

那种地方去多了自然会被黑社会盯上，他稀里糊涂染上赌赢。

一入赌场深似海。很快，吴孟达输光家底，负债30多万。追在屁股后面的，从成堆的美女，混吃混喝的小弟，变成了六七家高利贷公司的催款人。

好友杜琪峰恨铁不成钢地斥责他：“烂泥扶不上墙。”

身败名裂之时，吴孟达想起了曾同穿一条裤子的周润发。

在他声色犬马那几年，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逐渐发生对调。

1980年周润发凭借《上海滩》许文强一角横空出世，从香港红到内地，一跃成为“TVB一哥”。

“区区三十万肯定不在话下。”吴孟达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发哥身上，对方却撂下一句：“你自己解决。”

原生家庭的阴影让周润发对赌博深恶痛绝，也深知借钱是个无底洞。一旦有捷径可走，赌徒就不会被激发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可当时走投无路的吴孟达并不明白，他只觉得周润发生性凉薄，不念旧情。

那一夜，他想到了自杀——去香港仔水塘跳水，一了百了。

但最后还是骨子里小人物的那一面占据上风。既然贪生怕死，只好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了断后，吴孟达接受TVB的决定，公开宣布破产，并在TVB调解下，与债主达成一致，以后四年的薪酬分两部分：

2/3由TVB拿走替他还债，剩下的1/3留给吴孟达来维持生活，直至债务还清。

当时他并不知道，如果不是“见死不救”的周润发担保，TVB根本不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吴孟达最落魄的那几年，香港电影却进一步走向繁荣，堪称“东方好莱坞”。

工业方面，港片市场彻底打破了邵氏兄弟的垄断体制。大厂地位不保，独立制片公司林立。

在电视冲击下，香港电影找到了新活路：娱乐大片与艺术电影双开花。

一方面调和电影电视受众的口味，继续深耕商业领域。另一方面，香港新浪潮把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家庭及香港文化纳入为电影题材，为艺术片焕发新生机。

但重新开始的吴孟达只能回去演些犄角旮旯里的小龙套。

1981到1985年，是自我修正的四年。

他在很多采访里说过，那是自己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当年演艺班的教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演员的自我修养》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研究这本书的还有一人——比他小11岁的周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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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一个潮湿的夜晚，周星驰出生于香港九龙的穷人区。

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木板房里，睡的是上下铺的架子床。 

母亲凌宝儿，是早期逃港大军中的一员。在命运裹挟下，嫁给了早几年离港的宁波青年周驿尚。贫贱夫妻百事哀，终日指责谩骂争吵，却被躲在床角的周星驰当作娱乐节目观赏。 

吃着豉油捞饭，在爸妈日复一日的拉锯中，周星驰长到7岁。 

1969年，电影《埃及艳后》在香港上映，母亲攒了几星期的钱，带着周星驰去看。 

眼尖的周星驰指着前排座位大喊，妈妈你看，爸爸在那里。 

凌宝儿往前一看，看到搂着陌生女人的丈夫。 

忍无可忍的凌宝儿，主动提出了离婚。这段被历史促成的脆弱婚姻，终于还是被定格在一纸离婚协议上。 

离婚后，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凌宝儿同时打4份工，艰难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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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母亲身后的周星驰

吃饭时她习惯性地把鸡腿夹到周星驰碗里，而周星驰会故作嫌弃地把鸡腿扔地上，凌宝儿因为这件事打了他，最后哭着把鸡腿洗干净自己吃了。 

后来提及往事，周星驰说出原委：“不把鸡腿弄到地上，母亲不会舍得吃的。” 

凌宝儿忙的时候，周星驰被寄养到外婆家。他常常跟着70岁的外婆，搬个小竹凳，去庙街摆地摊卖指甲钳，指甲钳5毛钱一个，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去二三十个。 

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庙街，被一座天后庙分为南北两段，聚居着香港最底层的一群人，这里也是香港最出名的夜市，不定时的粤剧表演，公共厕所旁算命看相的摊档，躲在破旧门帘后的站街女，经常让年幼的周星驰看得出神。 

周星驰喜欢观察市井生活，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当香港被功夫片浪潮席卷时，他成了李小龙的狂热粉丝。

经常爬上装满水的大缸练习飞檐走壁，或者钻进厨房，把绿豆倒进铁锅，用右手不断翻炒，练铁砂掌。

1972年盛夏的某一天，阳光暴烈，因为赶着去看偶像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周星驰把自行车骑得飞快。

在公园拐弯的地方，不小心撞倒了一个男孩，两个人互说了声对不起，扶起车子就匆忙离开了。

到了电影院，周星驰发现，旁边座位上坐着的，正是刚才被撞的那个男孩。

他叫梁朝伟。

仿佛带着某种玄妙的宿命感。因为共同爱好撞上的两个人，连命运轨迹也如出一辙。

7岁那年，梁朝伟的父母也离婚了。他变得十分孤僻，在学校里总是一人呆在角落，不和同学们玩耍。

“我小时候挺调皮的，后来，爸爸没有说一句话就扔下我和妈妈走了。我就开始不爱讲了。”

梁朝伟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自卑感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年纪尚小，他就被迫退学进入社会，做过会计、报童、修理工等一系列工作。

自那以后，周星驰经常找梁朝伟演戏玩，两个人跑到山顶，周星驰做导演，演正派，梁朝伟演反派，最后都会被周星驰“打死”。 

初中毕业，周星驰去茶楼跑堂，后来又去电子厂做工人，在流水线上虚掷青春。

1981年夏天，邻居家女孩戚美珍考进无线艺员训练班的消息不胫而走。

那时候训练班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红到发紫的演员。周星驰再也没法淡定了，当即鼓动做勤杂工的梁朝伟，一起报考第11期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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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与梁朝伟合影

为了弥补短板，复试前，他还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双2厘米的增高鞋。

讽刺的是，最后他没选上，陪跑的梁朝伟反倒被录取了。

两个人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分岔。

心有不甘的周星驰又报考一次，还是落选。

到了第三次，他终于收到录取通知，坐在木板房的沙袋下面，喜极而泣。

在演戏方面梁朝伟相当早慧，还没毕业，已经和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被称为TVB“五虎将”。

而周星驰直到毕业也只能在片场跑跑腿，扫扫垃圾，继续跑龙套。

1983年，电视剧《鹿鼎记》开拍，当时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主持人梁朝伟被确定为主演，他一走，周星驰就被拉过来顶班。 

这一顶就是6年，每个月领2000块工资，入不敷出，还要靠母亲接济。

好在空闲时间多，下班以后他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攻读《演员的自我修养》，从卓别林看到斯皮尔伯格。 

周星驰主持风格独特，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报纸上有篇文章说他很适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但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周星驰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上。

钻研演技越久，周星驰越是逮着机会就给自己加戏。

《射雕英雄传》里，他演一个小兵，主要戏份是被梅超风一掌打死。开拍前，他主动跟副导演商量：“我可不可以用手挡一下九阴白骨爪，第二掌再死。”

副导演觉得他事多，没理他。 

正式开拍时，被拍死的一瞬间，他只好做了“啊”那样一个表情。

当时吴孟达也在这部戏里跑龙套，演的是丐帮叛徒。

这是两个失意的人第一次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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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一个叫做木人巷的冷巷里，周星驰看到吴孟达拿一张只有几句台词的纸，足足看了几个钟头，很不解。就问达叔看了多少遍。

吴孟达说：100多遍吧，就几句台词，没搞头。

周星驰问他：没搞头为什么要看100多遍？

吴孟达回答：正因为没搞头，我才要让这几句拍出来有效果，有看头！

这和周星驰的理念不谋而合，他因此称吴孟达为“老前辈”，经常跟他一起切磋演技。

但直到1988年，在电视剧《盖世豪侠》里，俩人才第一次正式合作。

那时吴孟达刚爬出债务泥潭没多久，正夹起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地拍戏赚钱；而周星驰刚刚从TVB少儿节目中跳出来，终于有了比龙套更像样的角色。

第二年他们又加入TVB台庆剧《他来自江湖》，饰演一对父子。

两个人的化学反应从这部戏开始。 

单亲家庭出身的周星驰，对“父亲”这个身份的感情很复杂；而吴孟达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他几乎“从小跪到大“。 

他们忍不住想，难道全香港的爸爸都一个样子吗？ 

为了消解父辈的严肃，两个人创作出了一对“亦正亦邪”的父子，爸爸没正形，还喜欢搞点恶作剧，儿子也天马行空，甚至可以教训老爹。 

对权威的反叛，对正统的颠覆，迎合了无数香港年轻人的心理诉求，两个人的表演大受称赞。

当时周星驰住在吴孟达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街。 

吴孟达不会开车，周星驰就每天载他去上班。两人都喜欢吃鲍鱼罐头，一个罐头里一般有两只，吴孟达吃小的，把大的让给周星驰，就这样吃了一整年。 

两个在低谷期摸索过大半生的人，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底层人的悲欢。 

为了积累表演素材，他们还经常观察酒吧的人表演卖艺，开车去约会圣地，偷听小情侣聊天。

常常听到一些前言不搭后语，但却莫名好笑的对话，周星驰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开创了一种新奇的喜剧模式——无厘头。 

很快，“嘉禾”的吴思远看到二人表演很默契，于是给他们量身打造了一部喜剧《赌圣》。 

电影里吴孟达饰演三叔，一被人叫到名字就会全身抽搐。这个设计是吴孟达临时编的，还起了个名字叫“先天性失控症”。编完他问周星驰听没听过这个病，周星驰说当然知道。 

吴孟达回他：“你知X咩，我刚刚想出来的。”

这部电影没有大牌卡司，只拍了一个月零七天。却在上映28天后，成为香港影史首部票房破四千万的电影。 

在1990年的年度票房排行榜上，《赌圣》也是傲居群雄，打败了《倩女幽魂2》《无敌幸运星》等劲敌。

周氏无厘头喜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此后，吴孟达和周星驰也开启了长达12年的黄金搭档之旅。 

相继合作了《逃学威龙》系列、《审死官》、《破坏之王》、《九品芝麻官》、《大话西游》系列、《食神》、《喜剧之王》等近30部影片。 

在那些作品中，周星驰与吴孟达始终维持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的组合设定。 

满嘴屎尿屁的背后，是用无厘头的幽默去消解从底层淬炼的苦难。  

周星驰或是吴孟达本人都不曾解释过那些年两个人如此合拍的原因，几次采访中吴孟达谈及周星驰，提到最多的词语永远是“缘分”。 

这段缘分于他们两人，是一段彼此成就的辉煌岁月。

而对电影本身，无厘头喜剧颠覆了旧时代的电影语言，完成了对市民形象的重构——不再是七十年代那个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中产面孔，而是略显市侩，灵活精明的草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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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达和周星驰都记得这样一个时刻。 

1990年，《赌圣》上映，他们担心票房太惨，心里没底，两个人偷偷地跑进电影院，结果却发现所有的观众都笑地前仰后合。 

黑暗中，吴孟达和周星驰在后排捂嘴憋笑笑，互换了一个激动的眼神。 

那是彼此人生中最纯粹快乐的时刻。

11年后，周星驰导演电影《少林足球》上映，谁也没想到这是他和吴孟达最后一次合作。

延续了《喜剧之王》的情怀，小人物的奋斗史，当然，还有周星驰的功夫梦。

影片里，吴孟达是沧桑无助的“黄金右脚”，被人踩在脚底下还要赔笑脸。

在岁月磋磨下，他本来快要丢失理想，但因为遇见“大力金刚腿”的五师兄，暮年之时又重新打捞起昔日壮志。

带着一群不懂足球，却有功夫在身的粗鄙小人物，上演逆袭大戏，顺便，报了当年的仇。

那句经典励志台词“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给无数郁郁不得志的人带去希望。 

但它依然无法抵挡，香港电影逐渐走向衰落。 

97之后香港经济低迷，台湾八大片商撤资，制片厂失去了坚实的资金后盾。亚视逐渐没落， TVB却高层内斗不休，剧集质量不但没有跟上时代，反而不断下降。优秀演员纷纷离开，新人难挑大梁。 

年产电影量从187部，迅速降至86部。而原来大肆欢迎港片的东南亚市场，也因为扶持本土文化，对港片限制配额。 

后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港片市场雪上加霜，整体陷入颓靡。 

千禧年以后，香港政府有意重振港片市场。但空降的911事件和非典病毒，又给了它致命一击。 

自此之后，以港片为代表的的整个娱乐文化产业再也没翻起什么浪来。2003年的《无间道》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

无论怎么回避，都无法改变一个时代与我们不告而别的事实。

如今的造星工业中，阶层本身就是入场券。

前期培训、后期包装、上节目选歌编曲……无一不需要丰厚家底的支撑。何况粉丝们也都偏爱“哥哥不来演艺圈逐梦就要回家继承家产了。”的皇族人设。

前有低龄信徒呐喊开路，后有专业团队制造流量泡沫。

资本和滤镜的加持下，偶像被掏空自由意志，与现实生活越来越割裂，逐渐沦为精致空洞的消费符号。 

离开周星驰后，吴孟达大部分时间都在不知名网大、网剧、广告里流窜。《流浪地球》几乎是他近20年来，职业生涯中唯一闪现的高分作品。 

而周星驰，也在一次次的票房扑街后被扣上江郎才尽的帽子。

《新喜剧之王》恶评如潮，他苦笑着说：“自己早就过气了”。

比英雄迟暮更令人唏嘘的，或许是时势再难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