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定居日本第三年，一个上海中产家庭不想熬下去了

四十多岁的王先生是上海人，在国内深耕互联网大数据行业多年，年薪百万打底，生活优渥，每年全家都会出国旅行至少5次，“最贵的一次花了20万”。

2020年中，在得知经营管理签可以移居日本后，他立刻“起心动念”决定出国。

三十次赴日旅行，王先生“几乎走遍了日本”。对许多人来说，日本的吸引力不止于距离，更在于其干净有序的公共环境、高质量的服务体系以及让人安心的旅行环境。

这种正面感受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被放大，适合久居的理想化投影便落在了人们对日本的印象之中。

2020年11月，王先生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一家三口从浦东机场登上前往日本的航班。

直到去年春天。

每一个定居日本的外国人都会提到这一点，对王先生而言更是如此。

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刚到日本后生活事务的办理。

第一道难关是办卡。“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是非常基础的事务吧，这非常不容易。银行会要求你先办理手机卡，通讯运营商会要求你先办理银行卡，两边互相推诿。只是办一张借记卡账户，期间填了无数表格，最终还被告知办不下来，简直无法想象”。

填了一堆表格，被银行盘问三小时，王先生的借记卡勉强办下来了。更难的是信用卡，他申请了两年多，多家银行全都拒绝，“虽然不是必要，但比如水电费绑定信用卡后可以自动扣费，没有信用卡只能在收到缴费单后拿着现金去便利店缴费，非常不方便”。最终他选择花钱找了中介才解决信用卡问题。

旅行时，王先生心中的日本像一台服务周到的精密机器，对游客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旦成为这里的居民，就像被卷入了另一套缓慢、苛刻又毫不通融的体系，光是处理这些琐事就让 他有点心累。

比如日本人可以晚几天交税或是各种生活费用，但持有经营管理签的外来者若如此，就会产生不良记录，对于之后的续签乃至申请永久居留权都有负面影响。

“有一次水道局把我的税费单弄丢了，当月也没有补寄，我只能去现场让他们补开，以及开具证明说明这并不是我的问题，对方一度想要推脱责任，最终也还是据理力争后才同意”。

费心劳力的琐事之外，王先生的“主线任务”也没有顺利推进。

2020年后，不少国人赴日持有的都是经营管理签（即投资签证）。这种签证基本门槛只要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相比其他发达国家门槛高昂的投资类签证，日本的经营管理签推动了像王先生这样“中年日漂”移民群体的壮大。

近年来，年富力强的国内中年高收入群体正成为移居日本的主流。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在日中国人30~39岁的占比最多为24.87%，超过了占比为24.15%的20~29岁年龄层。此外，与2019年之前相比，40-60岁拿到日本身份的国人在迅速增加。40-50岁和50-60岁人群各增加了大约2万人，分别达到了14.7万和8.4万人。

这些“中年日漂”家庭净资产大多在300万-5000万人民币之间，绝大多数选择在日本首都圈落户和购房置业，并安排子女在当地上学。

但在王先生看来，经营管理签是个“日本发明出来的垃圾签证”。日本的工作签证是企业为外籍打工人申请的长居签证，适合赴日上班的外国人；而经营管理签则要求必须要在日本做生意。

对中国移居者而言，大多有几种情况：一是找机构纯粹做账开个名义上的公司；二是原本在国内做日本相关业务，将公司从国内搬到日本；三是保有国内公司主体，定期在日本采购，产生业务联系。

以及王先生选择的第四种：真的去经营一些生意。在赴日前，他原本计划布局餐饮和旅行业务：

“当时参考非典时期以为国内防控可能会在一年内结束，未来可以在日本面向国内高端游客，提供定制化的家庭旅行；再向日本消费者提供本土化的中国料理。”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王先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他想要做高端定制旅行业务和餐饮，为此成立了公司。这个蓝图因日本流行病传播的复杂变化没有顺利推进，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暂停营业。

所以王先生对经营管理签的看法非常负面：“我甚至怀疑这是针对中国移民设计的一个骗局”。

由于大多数持有经营管理签的人都不会日语，移居后如何经营生意就成了头等大事。王先生认为常见的坑是买房收租，这也是他看到的中国移民中最多的投资失败案例。

房产中介以满租的状态宣传投资收益率，并刻意忽略后期养护费用，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房产卖给买家，在首任租客离开后，并不会继续保证房产的续租，对于日语困难的外来者来说，自己几乎没有找租客的能力，想要再次出手时，还会发现当初的到手价远高于市场价。

赤手空拳来日本干一番大事业对王先生几乎是不可行的，许多事先想好的盘算都会被日本当地规则限制。

“其实在国内保有公司是最好的方式，说白了很多人都是在烧钱供着这个签证。”

长居日本三年前后的体验感落差给王先生带来了挫败感。第三年，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哪里不对”，渐渐地，一种明显的“审美疲劳”开始出现，“食物翻来覆去就那几种味道，风景看来看去也就那样”，他和妻子感到疲惫。

“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想走”，结婚十五年平时无话不说的夫妻下定决心后，唯一担心的是当时快要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从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都在日本读书，儿童适应能力强，用了两个月就和当地学校的日本同龄人有说有笑，中间还经历了一次转学，适应能力比父母强了不少。

“一开始她有点抗拒，但最后还是觉得爸爸是一家之主，同意了我们的决定。”

此外，王先生和妻子也有不少隐忧：一是因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可能会降低她未来的学业竞争力，二是担心她说中文的机会减少，将来会和父母产生沟通隔阂。“这在通过经营管理签证来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其实也蛮常见的。”

于是，在移居日本三年多后，2024年4月，王先生一家回到了上海。“我们不是个例，2022年去日本的上海人特别多，大家还会经常聚会，发现很多人都后悔了”。

日本企业里森严的上下级机制，外国人怎么学也学不会的“读空气”能力，无处不在的隐形歧视（比如因为日语发音不够好在职场被边缘化）……长居日本仿佛一场规则怪谈，有一万个规矩需要遵守。从小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日本人适应良好，但对外国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场折磨。

王先生的外籍朋友因为不满澳大利亚当时的防控政策，移居到日本妻子的老家，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当地排外的氛围，始终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最后决定一个人先搬回澳洲。

回想三年半前赴日的决定，他觉得自己高估了全家的移民驱动力，导致后面面对种种困难无法接受，“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老生常谈：还是太冲动了”。

王先生也见过在日本如鱼得水的，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熟练掌握了日语，“人到中年，学语言比较吃力。性格比较开朗，平时大大咧咧的人可能不太容易适应日本的环境”。

对于想要去日本定居的人，他建议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决定：切忌破釜沉舟，做好及时止损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