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小贩被审讯时说：我是地下情报员，陈赓能为我证明

1951年，一位小商贩被带进审讯室，因为他以前曾在国民党内部任职。面对工作人员的审讯，此人平静地说道：我曾经是地下情报员，陈赓能为我证明。工作人员都愣住了，眼前的这名小商贩是谁，他和陈赓是什么关系？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他的传奇故事。

此人名叫鲍君甫，原名杨登瀛，广东香山人，曾在日本留学和工作。1924年之后，鲍君甫回到国内，参加了五四、五卅两场运动，彻底投身于大革命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个叫杨剑虹的人，两人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杨剑虹投靠了著名的陈立夫，鲍君甫也因此和不少国民党高层相识。这一时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东风加持下，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1926年，鲍君甫结识了陈养山。陈养山是共产党交通员，此前在五卅运动中受伤，此时回到上海，一边休养一边开展统战工作。他早就听说鲍君甫这位日本通的大名，所以借着工作的机会前来结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

和陈养山的接触，以及多年和国民党高官的接触，让鲍君甫感觉出了两个政党的不同。共产党的革命是彻底的，党员的人格魅力普遍较高。逐渐的，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鲍君甫，也开始向共产党方面转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打击，很多人纷纷转入地下活动。也就在此时，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鲍君甫因为杨剑虹的关系，出任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这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鲍君甫的家门。他开门一看，正是陈养山！陈养山因为发动农民起义失败，只能先投奔老朋友来避避风头。之后的几天，陈养山就住在鲍君甫家，两人促膝长谈，更坚定了鲍君甫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对好友表明了心迹，陈养山权衡之下，把鲍君甫介绍给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鲍君甫就等来了自己的直接领导陈赓。两个人做了一次深谈，陈赓很赞赏鲍君甫的态度，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陈赓要求他继续以杨登瀛的名字留在调查科，同时还要尽快想办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党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情报！鲍君甫想到能为共产党工作，十分兴奋，答应了陈赓的一切要求。

后来陈赓将鲍君甫的所有情况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个人极为重视，决定利用组织资源，围绕鲍君甫打造一个情报中转平台。很快，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设立了办事处，由地下党连德生担任保镖，张红惠（担任秘书，专门负责鲍君甫系统的情报中转！

同时，党组织为了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特意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并且每个月给予活动经费三百块现大洋。

为了能让鲍君甫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恩来和陈赓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经常会刻意准备一些文件、标语、革命印刷品之类的东西，然后让鲍君甫去“缴获”。鲍君甫凭这些功劳，很快就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

在从事情报工作的日子里，鲍君甫每天都在办公室、娱乐场所、大德路办事处之间穿梭。他会拿着从调查科或者警备司令部带出来的情报，交给办事处秘书张红惠，再由张红惠归纳整理后交给陈赓。

同时，苏区如果需要什么特别的商品，鲍君甫也会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购买。另外，对于那些被捕的同志，鲍君甫也是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于有哪些人当了叛徒之类的消息，鲍君甫更是会第一时间通知陈赓！

1930年4月，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苏联返回上海。此人本来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经由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的。但是由于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他早已有心投降国民党。

他回到上海后，听说周恩来也在此地，便一边申请面谈，一边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效忠信，说自己可以约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伍豪，希望国民党配合抓捕。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黄第洪还是比较熟悉的，也非常信任他。在听说对方邀请自己见面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殊不知，对方已经给自己织起了一张天罗地网！

所幸的是，陈赓这时候刚好过来，建议等鲍君甫那边的消息，然后再决定是否跟黄第洪见面。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接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非常重视，交代中统大特务徐恩增处理此事。而徐恩增恰恰把接待黄第洪的任务，交给了鲍君甫！拿到黄第洪的所有材料后，鲍君甫立马开车赶赴陈赓的住处，用汽车喇叭打出了信号。

陈赓果断出去接头，等他再回到周恩来身边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个大信封，里边全是黄第洪叛变的证据。周恩来看了这些材料后，恨恨地说了一句：“这个叛徒！”然后安排红队行动除掉了黄第洪！

鲍君甫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社会关系，博得了中统高层的赏识。陈立夫、徐恩增甚至将和租界巡捕联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

鲍君甫也利用这一点，结交了巡捕头目兰普逊，并多次营救出了深陷租界监狱的共产党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关向应和任弼时。

后来，因为顾顺章叛变，鲍君甫的身份很可能暴露。当时，陈赓很关切的劝说鲍君甫：“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一旦被抓了，是十分危险的。如今我们的机关都转移了，此地实在不宜久留，你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

对这件事，鲍君甫的反应却是十分冷淡的。他自信，以自己和杨剑虹的关系，以及杨剑虹的后台张道藩的关系，足够保证自己平安无事。于是他说道：“我哪儿也不会去的，就呆在家里。我就不信，一个初来乍到的顾顺章，能斗过叶茂根深的张道藩！”

陈赓见劝不动他，便说道：“你执意不想走，也可以。你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比较有利。如果顾顺章咬你，你就反过来咬他，其他的一句也不要多说！请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送走陈赓，鲍君甫仍然不慌不忙。结果当天下午，中统行动队的人就砸开了他的房门，以“告密者”的罪名拘捕了鲍君甫。

不久之后，鲍君甫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事实上，对他的打击确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凭借张道藩、杨剑虹等人的照顾，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受到严刑拷打，反而过得还不错。

但没过多久，陈赓也被抓了进来。敌人对待陈赓，可不像对鲍君甫一样客气，动辄就是严刑拷打。鲍君甫看不下去，便动用关系，给陈赓免去了不少酷刑。

在张道藩的力保下，鲍君甫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是，特务的核心部门他是呆不下去了，被安排去反省院当一个副院长。从此以后，鲍君甫脱离了情报工作，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渐渐变得简单而平淡。

抗日战争打响后，国民党特工总部西迁而走，而鲍君甫则作为一名弃子被留在了南京。他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艰难的生存着，越来越穷困潦倒。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鲍君甫只能是摆起一个小烟摊，辛苦度日。

1951年后，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开始登记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人。这次登记，实际上是给那些曾经犯过历史罪行的人一个自首的机会。鲍君甫此时觉得，自己曾经为共产党做过事，不应该算国民党系统的人了，就没有去登记。

结果登记期限一过，他就被抓了起来。毕竟当初那些隐秘战线的事情，知道的人范围有限。在审讯室中，鲍君甫表示：我曾经是地下情报员，陈赓与陈养山可以为我证明。审讯人员为了核实问题，亲自找到两位首长了解情况。

陈赓和陈养山这才知道，原来鲍君甫还在人世！他们不但写了材料，证明鲍君甫确实曾经是我党的情报人员，还指派地方，为鲍君甫的生活提供保障！1956年春天，老干部们在北京举行聚会，陈赓特意指派南京军区，将鲍君甫接到北京一聚。

就这样，分别了25年的同志们再次聚首！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岁月，感慨良多。后来陈赓、陈养山和安娥共同出面，通知南京市公安局，每个月给鲍君甫提供100元生活费。而安娥更是每一年都会拿出自己的积蓄，为鲍君甫一家添置棉衣！

1969年，鲍君甫病重住院，临终前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内奸！但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周总理确实没有忘记鲍君甫，在一次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谈话中，他提到了很多机密的名字，其中便有鲍君甫。周总理还说了一句很语重心长的话：“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鲍君甫的一生，确实很难总结和定性。他是中统在上海的特务头子，但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的生活并不如党员一般自律，花钱如流水，但却也能为了营救共产党人而一掷千金。可不管怎么说，鲍君甫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他也同样值得后人的尊敬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