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冒死救下毛主席，主席留下革命后相见的约定，后来怎么样了？

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国庆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上举行。

这次登上观礼台的除了国家主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位农民也受邀一同参观此次国庆盛典。

这位老百姓是毛主席特地派张鼎宸远去福建永定寻找的一位农民。为何毛主席会如此看重他，并一再强调要找到他，将他带来北京观礼，他们之间有何联系呢？

1929年，湘赣两省反动军对红四军进行围剿，红四军不得已被迫南下，而从此也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由于四军内部在井冈山和部队南下的问题上有分歧，因此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此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1928年5月主持的前委工作，但会前并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建议。

此时红四军内部意见不一，并且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落选，由陈毅担任，毛泽东和朱德继续担任四军领导的职务，继续工作。

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1929年毛泽东前往闽西上杭县蛟洋村指导工作。到达闽西上杭县蛟洋村的毛泽东因之前工作繁重，再加上当时条件艰苦身体太过虚弱，很不幸地感染上疟疾。

中央内部决定将毛泽东送到群众基础良好的永定县骑岭乡牛牯扑村，并安排粟裕带领一个红军护卫负责他和贺子珍的安危。

之后被安排在一位赤卫队员家中休养，这位赤卫队员就是毛泽东之后苦心寻找的福建村民陈添裕。

陈添裕出生贫苦农家，永定暴动后，他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工作，是一位热爱革命的同志。

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并没有人向陈添裕透露毛泽东的真实身份，只告诉他住在家里的人叫杨子任，是位替老百姓着想的好同志。

因为口音问题，后来他便叫毛泽东为杨主任或是杨先生。

陈添裕一家很热情地招待毛主席，对他十分尊敬友好，家里不舍得吃的鸡蛋也会留给毛主席补身体，尽全力地照顾着主席衣食起居。

可好景不长，毛泽东刚住进陈添裕家没多久，便传来附近金丰大山有敌情的情报，这个距离离毛泽东实在太近，为防发生意外，只能尽快搬离。

陈添裕听说此事后，立刻提出让毛泽东进深山中躲避，一来可以躲避敌军的追捕，二来环境清静，也适合身体休养。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进深山居住。

陈添裕在天子垠的青山里为毛泽东搭建了一个竹屋，不仅房子内饰是竹子制作，就连桌椅板凳、床和餐具都是竹子制作而成。

毛泽东看了后十分欣赏这里的环境和安排，仔细端详竹屋后，在一块一尺多的木板上写下“饶丰书房”四个字来做匾额。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地反动土豪张克识听闻此事后，便四处打听毛泽东的下落，想见上一面。

由于张克识极力伪装，被红军认为是一位乡间的开明绅士，甚至引荐给了毛主席。而就是这一次会面，险些陷于危难中。

张克识见到眼前的“杨主任”后，便察觉出他的说话气派，举止行为，另外身边的护卫都不像一个普通的军官，这一定是红军的大官。

他假模假式地道别了毛主席，转头便向民团团总胡道南、林蔚民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事。

这对于胡道南和林蔚民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他们经过仔细地分析，初步认定这是红军的领袖毛泽东。

9月17日，民团团总胡道南、林蔚民集结了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600余人，并且想好对策，实行兵分两路，势必要将这个“杨主任”抓捕归案。而毛主席这边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安排粟裕组织队伍迎战敌军。

可这次出行，统共就带了五十人，即使我军战士骁勇善战，不畏牺牲，可寡不敌众，因此粟裕只能边战边退，为的就是给主席留出足够的时间撤退到安全地带。

此时枪声越来越近，为尽快转移，陈添裕安排了两名赤卫队队员架着怀有5个月身孕的贺子珍一路小跑，而自己和另一名赤卫队员负责架着身体虚弱的杨先生。

由于毛主席的身体不能经受长时间的奔波，陈添裕就将毛主席直接背在自己的身上，毛主席一再要求陈添裕将自己放下，可陈添裕坚决不同意并说道：“杨先生，敌人马上就要追来了，你就不要客气了。”

当时毛主席的身高一米八三，而陈添裕的身高不到一米七，只能勉强背起毛主席，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捕，可想而知有多么的不易。

听着枪声越来越近，陈添裕顾不上自己的双脚已布满血迹伤痕，拼命地向前跑去，凭借着对大山的熟悉，陈添裕背着毛主席整整跑了十华里才到达雨顶坪村，陈添裕也因为劳累过度昏倒过去。

贺子珍为表示感谢，要付三块大洋给几位赤卫队队员，队员全部拒绝了，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让贺子珍将几人名字记下，并给他们写了一张三元的欠条，并说道：“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和你们，我永远不会忘了牛牯坪百姓，革命胜利后你们一定要拿着纸条来找我。”

紧接着第二天，毛主席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永定金丰大山，辗转多地，顺利到达上杭，他的疟疾也因为这次惊险的遭遇也奇迹般的好转了。

雨顶坪村一别，毛泽东再未见过陈添裕一行人，而远在福建的陈添裕也早已将欠条一事抛在脑后，杨主任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好干部，怎么能收他的钱呢，因此陈添裕从未把欠条一事放在心上，时间一久，欠条也不知放哪了。

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时陈添裕才知道自己当时救助的“杨主任”竟然就是主席毛泽东。这一消息也让陈添裕震惊许久。

1953年国庆前夕，牛牯坪村来了几位县级干部，村里领导立马迎上前去询问，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

一位县领导询问道：“你们村里有没有一个叫陈添裕的同志，以前是赤卫队队员的？”

一位村领导立马搭话着：“有的，有的，是有什么事找他吗？”

“毛主席邀请他去北京观看国庆阅兵仪式，他家在哪，快带我们去。”县干部着急地询问着，村领导听完傻眼了，立即马不停蹄地带着几位领导赶往陈添裕的家中。

此时的陈添裕正干完农活往家去，就看见屋外聚集了一众人，他赶忙上前，只见村领导立马上前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道：“毛…毛主席邀请你去北京参观国庆阅兵仪式，这不，让县里领导专程来给你报信的。”

陈添裕听完也愣住了，没想到时隔20多年，毛主席还能记得他，他的眼睛已饱含热泪，双手颤抖地接过请柬，连忙道谢。

可此时的陈添裕已是肺结核晚期，为了不给主席添麻烦，他只能拜托自己的堂弟陈奎裕代替自己出席这场盛典。

1953年十月一日，陈奎裕代替哥哥陈添裕登上天安门见到毛主席，主席一眼便认出他不是陈添裕，对他说道：“你不是当年背我的那个人，你是看茶桶的。”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陈奎裕挠挠头，不好意思说道：“主席记性可真好，我的确不是陈添裕，我是他堂弟陈奎裕，当年的确是看茶桶的，我哥哥得了肺结核，怕传染给您，所以只能委派我来跟您见面了。”

毛主席紧紧地握住了陈奎裕的手说：“回去告诉你哥哥，我从未忘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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