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黄克诚偶遇曾经的战友，为何下令将其枪决？

1949年5月，黄克诚将军按照上级要求，回到家乡湖南省工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

到达湖南以后，黄克诚经常到各级单位进行考察，同机关干部亲密交流，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1950年的某天，黄克诚到省民政厅处理公务，同时会见了民政厅的工作人员。他热情地同每个人打招呼，还认真询问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忽然一个人影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个人低着头缩在人群里，仿佛生怕被他看到似的，显得格格不入。

黄克诚的目光在那个人的身上停了停，又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结束工作后，他立即安排人手暗地里展开调查。几天后，一叠资料提交到他的案头，黄克诚看完资料，一拍桌子愤怒地说：“果然是他！原来藏到这里了！”

黄克诚立即下令逮捕了前几天见到的那名民政厅工作人员，审查后执行了枪决。

黄克诚口中的“他”就是中共原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祜，两人是湖南省同乡，都出生在困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又共同参加了湘南起义。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暴力镇压，为了保留革命力量，陈毅和朱德决定退出湘南转移到江西的时候，彭、黄二人也跟随部队来到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时候，彭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科长，黄克诚担任独立团团长，两人在工作上接触较多，又因为是老乡，关系非常好。但彭祜并不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彭祜在衡阳地区从事组织工作期间，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叛变革命，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3000多人，衡阳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也与上级断了联系，彭祜奉命前往长沙向组织汇报情况。

彭祜意志不坚定，害怕被敌人逮捕，竟然偷偷跑回家乡躲了起来。在家里躲了一段时间，等到风声过了，又萌生了回归组织的想法。他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自己回到家乡是为了联系当地的农民起义军。

1934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战略指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包围追击，从而开始长征。

当时，黄克诚跟随主力部队战略转移，彭祜则带领游击队伍在后方牵制敌人，为长征争取更多时间，两人就此分别。

彭祜作为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击敌人上，反而热衷于权力斗争，在队伍中频繁施展一些小动作排除异己。另外，彭祜好高骛远，觉得队伍有上千号人，打游击战有点大材小用，就选择了和敌人正面火拼。

游击队在向闽南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在紫山附近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队伍里物资奇缺，与外界断绝联系。彭祜也愁得吃不下睡不着，他连吃败仗，从心底里惧怕再和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所以一面命令队伍全力突围，一面开始筹划投降。

彭祜和宋清泉两人密谋投降，需要先弄清楚钟、杨二人的态度，如果这两人也同意投靠国民党，那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游击队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几名领导人聚在一起分析突围策略，钟循仁首先表态：“我们决不能投降，为了革命事业，不成功便成仁！”

杨道明也附和道：“没错，我们坚决不投降，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突围出去。”

彭祜和宋清泉两人没有说话，但是心里对钟、杨二人起了杀心。钟循仁看那两人没有开口，忍不住质问彭祜：“你是不是想要投降？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地里在和国民党特务联系。”

彭祜大吃一惊，他确实悄悄地和国民党的保安团联系过，对方为了表示接受游击队投降的诚意，还送了一头猪给他，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被钟循仁发现了。

面对钟循仁的质问，彭祜说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投降，只是借着投降的名义麻痹对方，这样才有机会突围，此外，也顺便解决了战士们的吃饭问题。这番说辞自然不能让人信服，但是在队伍里钟循仁的威信没有彭祜高，也不能再说什么。

又过了几日，眼看时机成熟，彭祜和宋清泉决定兵分两路，宋清泉半夜里悄悄地把630多名游击队主力拉下山投降，彭祜则留在山上伺机杀害反对投降的人。

随后彭祜作为内应，把敌人引到山上，等杨道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大部队早已不见踪影，整个山沟里只剩下零星的战士。

好在钟循仁和杨道明顺利突围，但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两人流落到永泰西面的秋垄地区，因为言语不通、身无分文，只得暂住到附近的寺庙里，后来又隐姓埋名，在寺庙出了家。

彭祜和宋清泉叛变革命后，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承诺的高官厚禄，他们本来要向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公署投降，但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被国民党第九师缴械抓走了。虽然都是国民党的队伍，但是性质完全变了，原本是“主动投降”，现在成了“被俘缴械”。

彭祜也被关进了福建的反省院，一直到三年后才被释放。他回到家乡，发现很多亲人都已经不在，他又没有一技之长，只得依靠教书换取微薄的收入度日。

彭祜当年在部队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哪里过得了这种清苦日子，没过多久，又泛起了投靠国民党的心思，虽然投靠成功，但是没有受到重用。

解放战争爆发后，解放军势如破竹，将国民党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心思活络的彭祜意识到国民党气数已尽，自己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又担心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干脆又脱离了国民党，回到家乡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彭祜感觉不会再有人找自己麻烦，就经人介绍来到民政厅工作。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正准备开始工作，突然闯进来几名警察，把他强行按倒在地上。

彭祜心里十分紧张，面上却强自镇定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民政厅的工作人员，不是罪犯！”

警察厉声呵斥：“彭祜，你这个叛徒，还想隐瞒身份吗？”接着又拿出一叠资料给他看。

证据面前，彭祜一下子蔫了。他不再否认自己的身份，反而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当初虽然有过，但是也为党做出过重要贡献，功过相抵，希望政府能够轻判。

彭祜当初叛变革命，使得整个闽赣根据地都毁在了他的手上，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投降以后，为了讨好国民党，彭祜对红军极尽污蔑，严重伤害了共产党的形象和广大战士的感情。最终他没有逃过正义的审判，于1953年3月被枪决。

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像彭祜这样的人，叛变革命也许可以获得一时的好处，但是终究难逃人民的制裁，正如同陈毅同志所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逃不脱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