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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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4日上午，几万深圳人在等待一个摇号结果。

这次的主角是“天健天骄北庐”，本地最热的楼盘之一。“天健天骄”位于福田莲花地段，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香蜜湖豪宅区。小区配套了地铁、酒店、商业综合体与知名幼儿园学校。卖相极佳。

最关键的是，“天健天骄”这次开盘，均价定在了11.4万/平米左右——为了管控楼市价格，如今政府要求新房价格要经过审批才能开售——但旁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4万/ 平米以上。这接近3万/平米的价格“倒挂”，意味着“买到就是赚到”。

这两年，各地政府陆续发出了很多像这样的“百万红包”。深圳但凡品质稍好的新盘，都获得了“开盘即售罄”的秒光待遇。四月国内外疫情正盛，“招商太子湾·湾玺”加推了一系列五到六居室的公寓，最低2900 万/ 套，半天就销售一空，引起还在争抢口罩的老百姓的一片惊叹。于是人们借鉴了A股用语，把摇号买新房的过程叫做“打新”。这么多年，在楼市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股市，也算有文化输出了。

然而，天健天骄的“打新”来到第160号的时候，系统上显示仅成交了113 套。大热新盘放弃的人达到了三成，是极度反常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这和楼市降温无关，只是精明消费者的真实投票。当茅台增加了出厂量，五粮液也会卖得不好。

现场，一批天健天骄的申购者在同时刷着另一个楼盘的摇号结果——华润·润玺一期。“润玺那边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我两边都申购了，得看看那边有没有选上，再决定这边怎么办。那边的差价还要更大一些。” 一名现场的购房者说。

等到上午十一点多，润玺一期9687个选房顺序全部摇出，如果没人放弃的话，他们中的前1171名可以买上期盼已久的房子。这次开卖的最小户型是 100平米的三居室，审批均价为13.2 万/平米。而在“贝壳找房”上，旁边二手房价格已经是18 万/平米的水平。按照这个数字，哪怕抽中的是最小户型，也相当于赚到了500万。“你还想挑位置？挑什么位置，这就是买彩票，你摇中号相当于中了奖，随便选。”

润玺的开发商是著名的央企华润置地集团。虽然名叫一期，但实际是地块上的第四个项目。2007年，华润置地拿下深圳的大冲村旧改项目，经过七年时间艰苦的清退和重建，终于以“华润城·润府”的名字在2014年开盘。

那一年，正是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上任的第一年。2010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傅育宁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发言。彼时，傅博士是“再造招商局”的功勋人物，而四年之后，他因前任董事长宋林贪腐案空降华润，开启自己的执掌历程。

傅育宁上任三个月，润府第一期项目开盘，价格是4.5 万/平米，当日售罄。次年12月，润府二期上市，同一地块的类似房型，均价已经来到了7万上下，再次秒空。2018 年第三期，报价8.5万，看似涨得不多，其实还是限价的结果——旁边前两期的二手房已经涨到11-12万。于是，几百套房在雨中被疯抢一空。

六年时间，从4万多到18万多，没有多少深圳人的收入能跟上这个速度。不过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一共四位企业界代表上台。除傅育宁外，还有两位优秀民企代表，一个叫王传福、一个叫马化腾。回看比亚迪和腾讯的股价，六年涨幅倒是超过了深圳的房子，不得不钦佩政府的选人眼光。剩下的一位，是境外投资企业代表李嘉诚。过去几年，李嘉诚从内地楼市有序撤退，200亿美元的身价不上不下、徘徊很久，连续被几名互联网新贵超过。有人讥笑“李超人” 卖楼卖在了半山腰，谁知疫情期间Zoom股票疯涨。有心人一算，八年前入股的李嘉诚，这一波赚了 100 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想要买到润玺一期，每个家庭都要冻结350万人民币，但这次“打新”并不全是富裕炒房客的盛宴。一个佐证是，本次摇号入选资格，不仅向首套房家庭倾斜，而且上万入选者里，社保最少的也交足了51 个月。后来有报道说，一名孙女士中得头彩，可以第一顺位挑选，而她不但名下无房，之前还已九次打新陪跑。记者问孙女士，社保交了多久，答说，135 个月了。

深圳特区三十周年，表彰了三十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和房地产相关：深房集团的原总经理骆锦星，与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2020年，人们发现，在特区“四十年四十人”的名单里，地产商的名字已不见踪影。十年时间，斗转星移，有的人乘风破浪，有的人蛰伏转型，而有的人终于抢上了一千多万的刚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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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发布了同一组数据：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22%的美元，是在这一年里创造的。而2008-2020这十二年里，美联储印出了八成多的美元。 

“印钱”是个直白易懂的说法，在更正式的场合，它被叫做“量化宽松”、“流动性注入”或者“资产负债表扩张”。世界经历过金本位时代，那时国家想要发行货币，都要和开采出来的黄金数量挂钩，钱印多了和废纸无异。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在布雷顿森林这个疗养胜地，牵头成立了一个新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美金”。然而不到三十年，人造体系敌不过经济规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脱离黄金，变成了以政府为背书的“信用货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在研究了历史几次大萧条和经济衰退之后，决定向市场注入天量货币。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虚拟。全球央行无需真正地开启印钞机，只需在电脑里敲下几个数字，万亿美元就能凭空创造，然后流向各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必定引发通货膨胀。但几次操作下来，各国发现，日常用品虽然总会涨价，但幅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后来有学者直指端倪，由于如今世界贫富差距过大，创造出来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到了富人手上，他们早已吃穿不愁，多出来的钱就都投到了资产里。于是全球股市房市高企，富人身价节节升高，而穷人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温饱。放水十二年，美国前1%人群的总财富已经和剩下99%相当，是50%相对底层人群的十几倍。在财富的跑道上，劳动人民已被甩得不见踪影。

新型资本游戏，总有人更快地掌握规则。麦当劳一贯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从2016年开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 “所有者权益”（也叫“净资产”）的一栏，数字显示为负，这是“资不抵债”，将破产的前兆。此后几年，情况并无好转，麦当劳如果放在中国，已经够上了退市条件。

当然，这只是一个会计现象，咖啡巨头星巴克、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等名声显赫的大品牌，资产负债表全都有此奇观。个中缘由也并不高深：在低利率环境下，不少公司发现了一个妙招，如果能以极低的成本向银行借债，那不如把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分红，或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等到股价提升，市值增加，就可以继续借债，然后接着分红回购……2013-2019年，麦当劳公司利润区区300亿美元上下，但分红加回购接近600亿之多。别忘了，董事与高管们的薪酬可与股价挂钩。股价飞涨，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台一本万利的永动机。

另一个精通此道的宝藏企业， 2020年频繁出镜的波音。金融危机之后，波音股价表现平平，直到2013年开始才缓慢上涨，但从2016年起，公司股价如客机拉升般起飞，三年翻了四倍，那正是公司开启巨额借债回购的开始。靠着这种炫目财技，在乘载着157名乘客的737-MAX坠落的前几天，波音股价创下新高。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银行默许这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答案可能是，印出来的钱如果不给这些优质企业，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可能就是金融的本质：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也许世界曾试图修复这种荒谬，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灾难，美联储与各国央行持续开动印钞机，全球股市、黄金白银、纽约伦敦的房价与各国失业率同时达到高点。艰难时刻，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们在社交网络上反复探讨远程工作的优点，但其实底层人民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难以居家完成；加上他们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环境流动复杂、所处之地往往也人口密集，所以防疫更加艰难。

享誉世界的硬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代表作叫《八百万种死法》，标题说的是纽约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人们都在离奇地死去。对于八万个纽约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小说标题与现实并不太远。在曼哈顿 39 街附近，停着不少冷藏车，里面存放着数百具至今无人认领的，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它们中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无力承担葬礼费用，只好把亲人留给政府处理。据说，那些车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至疫情结束，最终被送往哈特岛安葬。

这年四月，“梦工厂三巨头”之一的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 Instagram 上发出一张照片。照片背景是绝美的夕阳，而画面的主角是他的超级游艇。这艘游艇名叫“旭日号”，是他十三年前以5.9亿美元的价格从 Oracle 的创始人拉里·埃立森（Larry Ellison）那里买来。“旭日号”有五层
甲板，82个房间，酒吧、温泉室、健身房一应俱全，还有一个连导演斯皮尔伯格都赞叹不已的私人电影院。大卫·格芬为照片配上了文字：

“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纳丁斯（群岛）进行隔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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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奇诡的世界，一些年轻人选择另辟蹊径。

2010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开了一家潮品杂货店。他参考日本的 “LOFT”和香港的“LOG-ON”，售卖各种有意思的玩具、杂货和潮玩产品。王宁把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POP MART。他想，如果做得好，“泡泡玛特” 就是文创界的屈臣氏或者沃尔玛了。

几年时间，杂货店生意艰难转入正轨。王宁发现渠道生意太苦，不但利润微薄，与顾客的情感联结也很弱。变化发生在2015年，年末盘点时，泡泡玛特的团队发现，一款来自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销售非常之好。而且由于玩具火爆，很多顾客开始和公司互动，甚至在微博上直接@王宁，分享自己玩 Sonny Angel 的感受。

王宁隐隐觉得这就是公司的未来。他在微博上问，“大家除了喜欢 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 在几百个回复里，将近一半的人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Molly”。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价值百亿的微博。那一年，泡泡玛特决定彻底转型，将其他品类砍掉，把业务聚焦在潮流玩具上。微博发出的四天之后，泡泡玛特的团队就出现在了香港著名设计师王信明（Kenny Wong）的工作室里，正是他设计出了 Molly 这个形象。王宁后来回忆说，“一屋子全是一流的设计作品，但没有被商业化。就像是找到了还在餐厅唱歌的周杰伦。”

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从发现 Molly 转型潮玩开始，泡泡玛特从一个每年营收四五千万，年年亏损的小生意，一跃成为销售额接近20亿，利润几个亿的当红公司。2020 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在港上市，首日上涨80%，接近200 倍的市盈率，让公司收盘市值达到了近千亿港币。

潮玩固然吸引力大，但“盲盒”的设计机制更加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盲盒，指的是在拆开之前，顾客是没法看出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玩偶的。一套泡泡玛特的盲盒系列，通常有十二个基础款式的玩具，每个售价在 39-79 元，而每十二套里还会有一个隐藏款式。当然，如果你想确保获得稀有玩偶，闲鱼上3-200倍的转手价格在等待着你。

和迪士尼以影视作品为源头的IP玩具不同，像Molly，Pucky，Labubu这样的潮玩，背后并没有故事支撑。“Molly 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形象，背后的逻辑更像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它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你可以把你的灵魂装进去。”

虽然单个盲盒并不算贵，但很多粉丝一买就是上百个，开销实属不低。泡泡玛特刚开始蹿红时，不少国内券商的资深研究员难以想象，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东西大把花钱，调研几圈他们得出共同结论：家里有房的年轻人发现，如果不需要还房贷，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而家里没房的一批人想的是，反正一线城市的房子也买不起，钱还不如用来取悦自己。

就这样，当金融资产价格突破天际，以一切方式表达自我变成了投资炒股之外的另一种美德。汉服、JK 与 Lo 裙让年轻人表达个性；抖音网红、B 站 up 主与油管上的 VTuber 们变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还有人不甘人后，倒卖起了球鞋与显卡，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高呼：中年人买特斯拉股票实在太无聊，在我们这里，“北卡蓝” 的 OFF-WHITE x Air Jordan 1，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财产品。

“盲盒”的核心机制在于在花费不高的前提下，给人“开奖”般的期待和快感。早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刺激消费、清掉库存，就发明出了 “福袋”。它们在新年期间把各种商品放在一个袋子中，里面内容不予公开，但往往价值高于售价。神秘感加上性价比，让“福袋”大受欢迎，百货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福袋”变成了“扭蛋”，进入了日本的模型市场。东京成田机场的 T2 航站楼里，有长长的几排扭蛋机，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游客把身上最后的硬币与零钱留在这里。

在如何让人更好地花钱这件事上，资本主义似乎达成了共识。原子世界里的 “盲盒”、“扭蛋”与“福袋”，在比特世界里就变为了眼花缭乱的“抽卡氪金”。在虚拟世界，你可以拥有神秘角色、定制座驾、稀有皮肤 …… 一切只需要充值就能搞定。上市之后，身价已经可以买上几亿个盲盒的王宁如此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最有钱的人都会限制自己的刚需。如果只是吃饱了一顿饭，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有一个项目可以把你发射到太空舱里面吃一顿牛排，会有满足感。精神类的东西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做精神类的消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变得无比的慷慨。”

话音刚落，腾讯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王者荣耀》庆祝五周年之际，这款游戏过去十个月的平均日活已超过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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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一次经济危机是这样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与就业困难；普通人收入锐减，带来购买力下降；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商品继续卖不出去….. 所以就有了那个令人悲伤的对话：

“妈妈。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我们却不烧煤？”

“因为我们买不起煤，宝贝。”

“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呢？”

“因为煤太多了。

所以想要对抗萧条，就要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与倾向。当然，和哈耶克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有天然缺陷，只有政府积极地引导经济发展，国家方可长久繁荣昌盛。

2020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文中写道：“…… 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这并不是第一份类似的政府文件。在此之前，杭州余杭区已经发布最新政策，明确“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 B 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国务院《实施意见》发布的第二天，上海市崇明区公示了 2020 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单。李佳琦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2 年，李佳琦出生在湖南岳阳。他在南昌大学修习了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了南昌欧莱雅的一名“柜姐”。李佳琪工作勤奋、亲和力强，当时很多顾客不愿意自己试用样品，他就把口红直接涂在自己嘴上。

2016 年底，网红机构“美 ONE”举办了一场淘宝直播比赛。当时已经是分公司销售冠军的李佳琦脱颖而出，签约美 ONE，开始了自己的直播生涯。最开始，他的直播间只有几百人观看，李佳琦会在开场与结尾给大家唱歌。如果有人调侃他的声音，他就会害羞得满脸通红。尽管起步艰难，李佳琦还是始终坚持，最拼命的时候，他可以一年直播389场。成名之后，李佳琦接受《智族 GQ》采访时说，他十岁的时候买了一张孙燕姿北京演唱会的 VCD，反复看过几十遍，心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明星。

安徽女孩黄薇曾经也有个明星梦。2003 年，18 岁的黄薇去北京帮母亲的服装店打下手，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与工作伙伴的大三学生董海锋。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就在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了个六平米的档口卖服装。两年后，不安分的黄薇参加安徽电视台的选秀节目“超级偶像”，获得冠军。她签约环球唱片，成为了陈奕迅与潘玮柏的师妹。“那个时候我是满怀热情地做这份工作，真的，就每月 2000 块钱。” 黄薇在《人物》杂志的专访里这样说。

然而事与愿违，制作出的专辑和黄薇想象的差距太大。黄薇意识到自己 “在职业规划上没有发言权”。于是，夫妇重回老本行，重新开起了女装店。2013年，两人感到新时代来临，关掉线下门店全面进军电商。到了2016年7月，黄薇在淘宝参加了一个叫做“连秒10小时”的线上活动，大获成功。那时，淘宝直播刚刚诞生三个月。

接下来的三四年里，两人的命运开始交汇。李佳琦的“Oh My God，买它” 成为了千万女生每晚聆听的咒语，而黄薇的名字已经变成了“薇娅”，如今她是当之无愧的淘宝第一带货女王。李佳琦和薇娅已经不用再做明星了。从某个时间开始，他们的直播间成为了明星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主播、歌手、演员们络绎不绝，争相成为两人身边的配角。如果你在屏幕前蹲守两个月，就能看到中国的半个娱乐圈。

消费盛世之下，大企业们都来分一杯羹。京东组织再造重整旗鼓，快手推起了自己的顶流主播，阿里视崛起的美团为头号劲敌，字节跳动每过几个月就要被传进军电商。2020年末，你能想到的中国最大最有权势的互联网公司，又在开打一场“社区团购”的战争，对于它们来说，这是统治世界之前的再一次生死存亡。

2018年6月，随着正式提交招股书，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发布了一封致股东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果闭上眼睛畅想下一阶段的拼多多，它会是一个 “将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多维空间”，一个“Costco和迪士尼（即集高性价比产品和娱乐为一体）的结合体。”

2020年11月，你可以在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条通稿信息：

“《奋斗吧！主播》是由优酷、淘宝直播共同发起，厂牌文化联合呈现的跨界主播职场竞技综艺。由杨天真担任项目发起人，薛兆丰、雪梨担任项目顾问，黄奕、蔡少芬、陈法蓉等 25 位跨界艺人担任见习主播。

该节目历经为期三个月的竞技养成和直播实战考核，最终选拔出 TOP 4 最强电商主播，入驻天猫官方直播间，获得天猫官方扶持资源。”

你看，在这一刻，消费与娱乐，终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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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狂奔，全民收入暴涨，《广场协定》让日元升值一倍。为了弥补汇率提升带来的出口受挫，日本政府开足马力放水：降低利率、减少税务、大力放贷。空气里充满着金钱的气息。

需求旺盛，所有企业都开足马力生产，求职者变成了抢手的珍稀品。那时，大学生只要去听宣讲会，就可以被内定录取，顺便在六本木公款吃一顿高档寿司。夜晚，上班族们挥着万元纸钞争抢出租车，然后去酒吧一掷千金。高端法国餐厅 Robuchon，人均消费五万日元起步。圣诞夜的总统套房里，是一年前就预订好了的年轻情侣。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中年男子对着年轻的女孩子说，请让我买些你想要的东西送给你。

大量的钱流入房市，日本地产急速升值，人人都想买房。有些楼盘因为申购人数太多，不得不使用摇号的的方式发售。一位母亲因为有两个孩子，很想摇中一套，但中签率只有 1/3700。采访她的 NHK 电视台安慰她明年继续。第二年，中签率来到了 1/6200。

几年时间，日本在弹丸之地的国土上盖了上千个高尔夫球场。为了满足东京客人的需求，没雪也没山的千叶县，生生拔起一个 400 亿日元造价的室内滑雪场，一天电费就要上百万人民币。

消费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图腾，随之崛起的是金融与借贷。人们发现，挣钱是如此容易，所以暂时买不起的，先借钱买也没关系。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大量的消费信贷公司，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四大巨头Aiful，Acom，Promise 与“武富士”的行业格局已然成型。

武富士的创始人名叫武井保雄，他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后进入飞行学校，但日本二战投降后沦为失业大军。他卖菜摆摊四处流浪，暗中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放高利贷。“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不如借给很多人很少的钱。”1966 年，武井保雄利用倒卖大米的资金，在东京租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设立“富士商事”，开始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

人的直觉有时候超越数据。武井保雄把客户群锁定在了家庭主妇身上。他不仅坚信女性违约的概率比男人要低，还创造了独特的风控体系。武井对下属说，不要把钱借给那些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这些人更有可能欠钱不还；而如果孩子很有礼貌、家教良好，那么无论怎样她们都会把欠款还清。日本人最重体面，如果欠钱不还，马上就有一纸公告贴在门牌下面，到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你欠了外债，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1974年，武井保雄的公司更名为“武富士”，外号“日元商店”，意指日元在这里就是普通商品。根据统计，武富士资金成本大概是 1.85%，而放贷出去的利率可达30%-200%。很多日本工薪家庭，超前消费已成习惯，加上贷款周期相对短暂，竟然默默接受了这巨额利息。短短时间，武井保雄就一跃成为消费者金融大亨。

1998年12月2日，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成为日本首富，《福布斯》排行榜上，他以 78 亿美元的身价名列日本第一。排在他后面的，正是过几个月就要借互联网之风登顶世界首富，又急速坠落的孙正义。

首富当然有首富的个性。武井保雄独裁多疑，他对高管如果稍有不满，便会马上将之扫地出门。在公司内部，他要求员工每天宣誓、表达忠诚，尽管武富士的离职率之高人人皆知。武井虽然富可敌国，但在员工待遇上却相当节省。日本政府曾大力整治企业要求职员无偿加班的不良风气，但武井始终拒付任何加班费，等到员工告上法庭，法院判处公司必须支付 35 亿日元的赔偿。他还极度迷信，常让算命师参与公司大事，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本 “黄历”，每天按照吉凶之示，安排自己的行程。

帝国必有其爪牙。在很长时间里，武井保雄都会高薪聘请退休警员担任“顾问”，并建立了警方背景的贷款催收队伍，和各方势力暗通款曲。公司上市之前，他把部分股票转让给了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们，结成利益同盟，可谓黑白通吃。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民收入开始大幅下降。但由奢入俭太难，人们仍有巨大的消费惯性。在债务危机与催收高压之下，一些日本民众选择了极端行为。21 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每年都有上万人因经济问题自杀。

帝国崩塌始于微末。2000年6月，日本知名记者山冈俊介开始调查武富士的肮脏手段。武井保雄发现之后，派出公关团队软硬兼施，希望对方能够手下留情。然而这名记者毫不屈服，对送上门的金钱美色无动于衷，并试图报警。武井保雄与手下商议之后决定，和一家侦探事务所组成秘密窃听小组，窃听山冈俊介的所有通话。之后，窃听范围扩大到了武富士的所有高管。

2003年，“窃听风云”曝光，这项前所未有的丑闻令举国震惊。武井保雄随即被捕，并辞任公司董事长。年底，他获判三年监禁，缓刑四年执行。但后来有日本媒体报道，武井保雄只是名义上不再担任公司职务，实际上武富士的大小事务，都由他在离公司总部30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拍板决定。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日本政府。2006年，政府与最高法院颁布《利息限制法》，规定十万日元以下的借款，年利率不能超过 20%。更关键的是，法案里还附带了一项利息返还的规定。简而言之，之前消费信贷公司们收取的超额利息可被追溯，每一分一厘都要归还。

按照法规，武富士需要返还两万亿日元，涉及人数超过200万。消息一出，要求武富士还钱的客户蜂拥而至。大厦将倾，几个月后的8月10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东京家中去世，终年 76 岁。

那天，低迷了很久的武富士股价应声上涨。

/ 尾声 /

2020年2月，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四项大奖。当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外语片出现时，全场欢呼起立。

影片里，穷困的金司机一家住在 Wi-Fi 信号时有时无的地下室，靠折 pizza 外卖纸盒维生，交不起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家境优渥的朴社长出任科技公司高管运筹帷幄，全职太太在安藤忠雄风格的别墅里掌管大局。机缘巧合，金司机的女儿变成了朴社长儿子的家教，两家人开始产生奇妙的交集。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像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这是导演奉俊昊留给电影史的经典台词。

《寄生虫》里充满隐喻，在一顿午饭、一块石头或一幅画像里，你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社会风潮与半岛局势。众多精彩桥段里，有个细节仍然值得反复咀嚼。金司机上手豪车熟练，过弯咖啡不洒；金太太彬彬有礼，把雇主家打理得井然有序。两人的儿子能说英语、女儿也擅长平面设计，他们并不像是生来就住在地下室的 “蝼蚁”。影片给出一个细节，金司机和另一个 “寄生家庭” 的男人都提到，自己原本自给自足，但投资了“台湾古早味蛋糕店”之后，破产落魄至此。

典故来自真实事件。古早味蛋糕源于台湾，是一种混合了面粉、黄油、牛奶与鸡蛋的海绵蛋糕。蛋糕经过烤制，出炉时细腻绵软，一大盘现切装盒，视觉上也颇为震撼。很多韩国人去台湾旅游时，愿意排上一小时的队购买。

韩国人脑筋转得快，蛋糕店不久就被引进，并且大受欢迎。仅一年多时间，韩国街头就出现了十几个蛋糕品牌和上千家店面。扩张如此迅速，大部分店都是加盟而来——店主不仅要购买原料、支付店租、雇佣人员，还要给店面之前的租客一笔钱，这是韩国特别的“权利金”文化。很多白领动了心思，不想再过枯燥的打工生活，决定当自己的老板。

很快，他们的梦想被击得粉碎。2016 年底，韩国发现一例禽流感，全国的养鸡场都噤若寒蝉。鸡蛋价格狂飙，蛋糕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几个月之后，韩国一档叫做《食物 x 档案》的节目爆料，这些蛋糕店有食品安全问题：它们加的不是黄油，而是芥花籽油；而且店家用的不是新鲜鸡蛋，而是打好的蛋液；同时蛋糕里还有乳化剂、膨松剂等添加品。节目播出后，上千家店生意一落千丈，店主们不但被迫关门，还因为进货成本、拿不回的权利金甚至负债加盟，欠下一笔巨款。更令人唏嘘的是，后来有食品工业的权威人士出来澄清，不论是植物油、蛋液还是添加剂，都是正常的食物制作方法，也许这让蛋糕变得不那么 “健康有机”，但这本来也不是娱乐性的食品的责任。然而木已成舟，为了一个自由生活之梦，很多中产家庭就这样一夜返贫。

又过了几年，在另一片更加广阔的东亚土地上，古早味蛋糕店的故事，以奶茶店、美妆品牌和长租公寓的面貌重复上演。科技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今技术已能提供这样的便利：只需按下几个数字，勾选几个同意，然后用手机摄像头照一照脸，一整年的房屋租金就在几分钟内，出现在了银行账户里。地铁里的灯箱广告上，世界最大科技公司之一这样宣传着自己的小额贷款产品：王先生，施工队队长，37 岁，用我们的产品给女儿过生日。“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的像模像样。”

1969 年，大阪的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它们打通了用户数据，彻底解决了信贷业务最大的风险之一——“拆东墙补西墙” 的多头借款。科技的车轮滚滚，1993 年，和武富士同期发展起来的消费贷巨头 Acom，发明了一个形状貌似 ATM 的机器。想要借钱的用户，可以在上面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只要填写相关信息，机器上的单向摄像头就会点亮，来自公司信贷部门的员工和申请人完成交谈，就可以完成信用评分，把钱打进卡里。

很快，武富士也在街边放置了很多台无人签约机。那时，它们的放贷总额刚刚突破一兆日元，公司也成了行业头牌。《消失的日本大亨》里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些无人签约机浸泡在黑沉夜色中，偶尔屏幕会亮起，代言女星细川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