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下午，云南文山一家石矿场的老板杨某星收到浙江南浔警方的一份大礼——一副冰冷的手铐。

“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是什么人？我犯什么事了？有什么理由抓我？”

一开始，杨某星还底气十足地反抗、挣扎，嘴里大吵大嚷，俨然一副良好市民被抓错的无辜相。

“我们是浙江湖州的公安。”

当警方亮出身份后，杨某星一下子怂了，低垂着头，双腿打颤，老老实实地配合警方。

这边石矿场老板杨某星落网了，另一边的慈善家杨某帅却溜了。

当天，杨某帅听到有外省人来找自己，第一反应便是“逃”。他让家里人去开门，自己却悄悄地从后门溜走，躲进了山里。

之后，民警不断地给杨某帅家属做工作，希望他们能劝其早日归案。

8月21日晚，杨某帅终于扛不住压力，自己跑到文山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杨家两兄弟，一个是身家千万的石矿场老板，一个是开生猪养殖场还热心助残的慈善家，在8月28日这天，戴着镣铐被押解到浙江湖州。

原来这两个兄弟既是别人眼中事业有成、光鲜亮丽的大老板，也是潜逃了26年的罪犯。

杨某星和杨某帅当年所犯何案？为何时隔26年之久才被抓获？他们又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呢？一切得从1993年发生在浙江湖州南浔的那起持枪抢劫伤人案说起。

1993年8月，浙江诸暨的一名珍珠商人骆连大和两个同乡一起到浙江南浔收购珍珠。

诸暨和南浔相距100多公里，往返走什么路、耗时多少，对骆连大这种往返多次的珍珠商人来说，再了解不过。

但8月7日发生的事情，让骆连大的身心均受创，留下了阴影，不敢再跑到外地做生意。

那天傍晚，骆连大和两名老乡在南巡收完了珍珠，准备返回诸暨。

他们沿着熟悉的乡间小道出了菱湖镇，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交流收来的珍珠成色如何、能卖多少钱、利润是跌了还是涨了。

突然，路旁边的桑树林里窜出来4个陌生男子，并排站着，拦在路中间。他们眼露凶光，明显不怀好意。

骆连大和老乡往后退了退，互相使了个眼色，三人迅速靠在了一起。

“快把身上的东西和钱都拿出来，放在地上。”

4名陌生男子见状，也表明了他们的意图——抢劫。

当时，骆连大和两名老乡身上加起来约有2万多块的现金，还有下午刚收来的七八斤珍珠。

90年代的农村，谁家要拿得出1万块现金，妥妥就是别人要竖起大拇指的万元户。

不过，骆连大三人倒是一个也没面露惧色，他们十分默契，通过眼神交流便知道对方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劫匪虽然有四个人，数量上占了优势，但四个人的个头都比较娇小，而他们三人都人高马大。

因此，三人都在心里打定主意：放手一搏，肯定能将劫匪制服。

只可惜，劫匪接下来的举动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不要，不要动。把值钱的都交不出来，不然就开枪。”

谁能想到劫匪居然一边撂狠话，一边一人掏出一把枪，还将枪口对准了骆连大他们。

到底是常年外出跑生意的，骆连大和老乡还是没有被吓倒，反而觉得劫匪的枪极有可能是假的，只是用来吓唬吓唬他们的。

真是世事难料，劫匪的枪竟然是真的。

“给脸不要脸，非要挨枪子。”

不知道是不是劫匪感到自己被轻视了而气不过，有两个人话没说完就直接扣动了扳机。

“砰”、“砰”两声巨大的枪响过后，一枚子弹打穿了骆连大的右腿膝盖。

剧痛让骆连大瞬间瘫倒在地，痛苦地蜷缩成一团，龇牙咧嘴地嚷着疼。

一旁的两名老乡也被吓得魂飞魄散，本能地双手上举作投降姿势，蹲在地上浑身打颤，嘴里喊着“饶命，饶命。”

“早点把钱拿出来不就没事了吗？！”

随后，嚣张的劫匪将他们三人洗劫一空，扬长而去。

惊魂未定的三名受害者目送四名劫匪离开，过了好一会儿才找周边的村民帮忙报警。

两人归案 两人潜逃

“这种恶性事件，在我们杭嘉湖地区不太会发生。”

接到报案后，湖州公安局迅速派侦察员和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其中一名负责这起案件调查的警察刘顺林，他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难以相信，光天化日会有人持枪抢劫还打伤了人。”

的确，对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湖州地区来说，这的确是一起惊天大案。

在案发现场，侦查员和技术人员搜寻到一枚子弹头和一枚弹壳。带回警局进行分析后，初步断定劫匪使用的应该是军用枪支。

令警方头痛的是，除了知道枪支大概是来自国外，并没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耽搁一分钟，抓捕嫌疑犯归案的难度就大一分。为了尽快抓捕嫌疑人归案，南浔警方随即在车站设置拦截关卡。

由于当地河网密布，交通十分不便，警方担心嫌疑人会通过摆渡船等方式离开，又在各个码头设卡堵截。

“他们要跑路，肯定是要经过这些地方的，要尽快拦截住。”

考虑到设卡拦截比较被动，嫌疑人有可能仍然躲藏在当地。警方又派出一些办案人员四处走访周边村民，试图找寻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追击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之时，警方又从三名被害人那里得到了新的线索。

“朝我开枪的那个人应该是湖州本地人。”

因为骆连大经常来湖州收购珍珠，对当地人的口音十分的熟悉，所以他确定案发时其中一名劫匪是本地人。

对于这个线索，警方认为可信度极高。因为无论是作案手法还是劫匪躲藏的地点，都能看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劫案。

劫匪的抢劫目标更是瞄准身上会携带大额现金的珍珠商人，说明当中一定有“了解行情”的本地人做“军师”。

“其他三个人皮肤偏黑，说的就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听口音像是外地人，还是外省人，不是我们浙江的。”

单单只排查有嫌疑的本地人还比较困难，但排查近日来与外来人口来往甚密的本地人，就显得容易得多。

搜查范围缩小至这一步后，办案人员立刻开始走访调查，很快便锁定一个重要嫌疑人。

进入警方视线的这个本地人叫沈某忠。

时年25岁，是村里出了名的“混子”和赌棍，整日游手好闲，嗜赌成性。

“我们查到他案发前欠了别人不少赌债，而且据村民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和外地人走在一起。”

欠赌债、和外来人口来往甚密，沈某忠的嫌疑越来越大，被警方列为重要嫌疑人。

当警方将其照片拿给被害人骆连大辨认时，骆连大情绪十分激动，他用手重重地戳着照片，反复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开枪打的我。”

确认沈某忠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后，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工作。

由于1993年的通讯不发达，加上沈某忠的家人也对他的行踪不了解，抓捕工作从何入手成了难题。

“他也没回过家，不知道是逃了，还是躲起来了，很难办。”

“难办也得继续办。”

嫌疑人这边不好下手，警方通过研判又将调查的方向转移到那批被抢的珍珠上面。

“他们的目标是钱，肯定会把珍珠拿去卖掉的。”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会将那七八斤珍珠变卖套现，警方又将搜查范围缩小到距离案发地100多公里外的诸暨珍珠交易市场。

案发后的第二天，湖州警方迅速赶到诸暨。一方面派侦察员到珍珠市场去排查，看有没有外来人口拿着七八斤珍珠出售；另外一方面，在诸暨的汽车站和火车站进行了布控和排查。

可喜的是，当天下午4点左右，沈某忠和另一名嫌犯胡某高在诸暨火车站被负责人员排查的侦查员抓获，两条“鱼”落入法网。

同时，警方从沈某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和3000多元赃款。

至此，这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工作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那两个人是兄弟俩，哥哥叫杨某新，弟弟叫杨某帅。杨某新在家排行老六，外号杨老六，弟弟就叫杨老七。”

沈、胡归案后，另外两名犯案嫌疑人的身份也有了眉目。

“云南文山认识的。”

“我们被抓的时候，他们俩也在火车站，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

“其余的钱都在老六（杨某星）身上，枪也在。”

据胡某和沈某交代，他们抢劫得手后的第二天就坐车到诸暨卖了珍珠，但他们几个人商议到了云南再分赃，钱就先放在杨某星身上。

说起赃款，胡某忠显得有些气愤和不满。在他看来，杨家兄弟不仅没被抓住，还带走了大部分赃款，而他却要接受制裁。

杨家兄弟侥幸逃脱也是警方头疼和担心的事，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逃犯，他们是随身携带两支军用枪支的危险逃犯。

嫌疑犯的身份得到确认，但去向不明，还携带危险武器，随时可能会再次犯案伤人。一想到这里，负责此案的办案人员便坐立不安。

更无奈的是，云南文山当地警方反馈给湖州警方的电报中，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由于当时侦察技术有限，他们也无从知晓两名逃犯的行踪。

至此，案情随着杨家兄弟的“蒸发”陷入了阻滞状态，只好对已经到案的沈某忠和胡某高二人先予审理。

1993年12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持枪并击伤被害人的沈某忠死刑；判处一同参与抢劫的胡某高有期徒刑15年。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眨眼已经过去20多年，湖州警方却一直未曾放弃过对两条漏网之鱼的追捕。他们表示会不断梳理、重新调查历年来的那些积案。

在他们看来，一些限于刑侦技术而破获不了的积案，随着新的刑侦技术不断地被运用到侦查工作中，成功破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只要有条件、有线索，就一定要破，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

因此，湖州警方每年都和云南文山当地的公安机关互通消息，甚至亲自到当地进行走访调查，特别是过年过节，希望会抓到回家探亲的翻案嫌疑人。

奈何一年又一年，杨家兄弟俩始终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要么就是已经不在人世，要么就是换了个新身份，再不然就是躲在一个不需要用身份的地方。”

这几种可能性中，警方更加认可第三种，即犯案嫌疑人躲藏在某处，而且他们不需要暴露身份，比如不需要实名制买票外出，或者办一些需要用身份证的事。但无论设想有多合理，警方都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凡事皆有痕迹，罪行亦是如此。2009年8月18日，一条来自云南文山警方提供的一则群众举报线索，让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

原来不久前，云南文山有群众向当地的警方举报，称当地一个石矿场的老板在20多年前曾在浙江犯过大案。

最振奋人心的是，这个老板的名字和湖州警方苦苦追踪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名字相同，就叫杨某星。接到举报后，当地警方最快的速度将情况反馈给了湖州警方。

“发过来的照片，经过比对，应该是一个人，或者说就是同一个人。”

虽然两张照片相距26年之久，人的容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无论是面部轮廓还是五官都有极高的相似度，特别是偏方形的脸颊和平下巴。

“就是他，估计错不了。不然哪有这么巧的是，名字一样还长得这么像。”

等了26年，“鱼儿”终于浮出水面，全局上下都异常激动，相关办案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地，展开抓捕行动。

8月19日下午，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石矿场老板的杨某星收到了湖州警方的大礼——一副冰冷的手铐。

“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是什么人？我犯什么事了？有什么理由抓我？”

一开始，杨某星还底气十足地反抗、挣扎，嘴里大吵大嚷，俨然一副良好市民被抓错的无辜相。

“我们是浙江湖州的公安。”

当警方亮出身份后，杨某星一下子怂了，低垂着头，双腿打颤，老老实实地配合警方。

这边石矿场老板杨某星落网了，另一边的慈善家杨某帅却溜了。

当时，杨某帅已经改名换姓成为“陈明”，是当地一家生猪养殖场的老板，还是热心助残的慈善家。

“你们先去看看是什么人，我准备下就出去见他们。”

那天，听到有外省人来找自己，做贼心虚的杨某帅第一反应便是“逃”。他让家里人去开门，自己却悄悄地从后门溜走，躲进了山里。

之后，民警不断的给杨某帅家属做工作，希望他们能劝其早日归案。

8月21日晚，杨某帅终于扛不住压力，自己跑到文山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至此，1993年那起持枪抢劫案的所有犯案嫌疑人都已归案。

抵死否认 再起疑云

警方将杨家兄弟押解回浙江后，这起案件却再起疑云，只因杨某星的供述与其他嫌疑人的供述出入甚大。

“我不知道要抢劫，是被逼的。事先我不知情。”

面对警方的问询，杨某星态度十分“诚恳”。他声称自己从未有过要抢劫伤人的邪念，当日参与抢劫完全是被逼，并非自己本意。

他告诉警方他在1993年7月通过胡某高才认识沈某忠，当时之所以不远千里跟随沈某忠来到浙江，是因为沈某忠拍着胸脯和他们兄弟俩说：“我带你们到浙江养鱼养虾赚大钱，资金不够我来想办法。”

“他好赌，那天输了钱，要跟人大家，就喊我们去给他助威。到了才知道是抢劫。”

“我一个外地人，天高皇帝远，他叫我往东就往东，叫我往西就往西，我能怎么办？不听话会叫黑社会打我的。”

尽管杨某星为自己洗脱嫌疑时表现得十分镇定，说辞似乎也合情合理，但经不起仔细推敲，细品之下漏洞百出。

而且，沈某忠是否逼迫过他，也已经死无对证。

当警方问到赃款和枪支去向时，杨某星的供述也和当日抓获沈某忠和胡某高的情形出入较大。

“枪和钱不在我身上。他（沈某忠）就给我们1000块，打发我们坐车回云南。”

沈、胡落网时，警方从他们身上只搜出一把枪和3000元现金，而杨某星却称自己没有拿过枪，更没卷走赃款。

狡猾的杨某星认定如今他说什么都死无对证，但他万万没想到，警方还保留着26年前沈某忠落网时所作的笔录。

根据沈某忠的笔录所述，1993年4月，他跟随胡某高去云南，打算从当地贩卖一些哈巴狗到浙江去倒卖，由于一些变故，这桩生意当时黄了。

逗留在云南期间，经过胡的介绍，他认识了杨家兄弟。

当年7月，他在浙江老家欠了一屁股赌债，便跑到云南暂避风头，还住在杨家。

后来，他就怂恿兄弟俩跟自己一起“干一票大买卖”——抢劫。

经济拮据的杨家兄弟俩经不住诱惑，便点头答应了。为了买枪，杨某新还卖了家里两头猪。

到了浙江后，胡某高在案发前一天也加入了他们的“发财大计”。

案发当日，沈某忠、杨某星和杨某帅一人手持一把枪，和胡某高蹲守在灵湖镇村外的一片桑树林里伺机作案。

到底是当年沈某忠撒了谎还是杨某星撒谎？谁的供述的才是真相呢？

为了证实当年另一名开枪的人是否是杨某星，警方又联系当年的受害者骆连大，可惜因为事隔20多年，骆连大也无法辨认。

幸运的是，尽管哥哥杨某星抵死不承认，但弟弟杨某帅却有心悔改，将实情竹筒倒豆子般都交代了。

“去浙江之前，就知道是去抢劫。”

“枪是我哥和沈某忠去买的，谁给钱我就不知道了。”

“拿枪了，我和我哥也拿了，胡某高后加入的，就没枪。”

“钱在我哥身上……看到警察抓人，我们就把枪扔到车站卫生间了……”

杨某星肯定想不到自己会被亲弟弟“出卖”，想不到弟弟的每一句供述都在拆穿他的谎言。

据杨某帅交代，案发后，他们不敢离开潜逃回文山老家，只能在外面东躲西藏、四处游荡。

“昆明、曲靖都去过，躲了好几年才敢回去。”

回到老家后，杨某星承包了一个石矿场，还开了一家KTV，多年摸爬滚打后，身家已达千万。

杨某帅则入赘到隔壁丘北县的一户陈姓人家，并根据当地风俗，随女方姓陈，改名为陈明。

这些年，杨某帅的生猪养殖场搞得有声有色，他还主动参加一些慈善事业，每年逢年过节都会送猪肉给村里的残障人士，是村民心中的大好人、慈善家。

自首时，杨某帅曾悔恨地说：“逃不下去了，我精神快崩溃了，看到你们，我解脱了。”

他说自己不止一次梦到被拷上冰冷的手铐，隔着冰冷的铁窗看到妻儿落泪。

“漂白了身份，组建了家庭，又过去这么多年，以为会相安无事。但还是会害怕，所以你们一来，不管是不是警察，我都溜了。”

“平时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心虚，默默躲开。”

杨某帅做慈善家的初衷是真心悔改还是为自己的罪行赎罪，无从探究。但热心助残、乐善好施的行为值得肯定。

只不过，无论他案发后做了多少好事，都无法抹去当年的劣迹，都无法让他免受法律的制裁。

时至今日，当年的受害人骆连大还不敢外出跑生意，当年他被抢走的那笔钱里有一半是和亲朋好友借来的。

除了钱财损失，深藏心底的恐惧和不安就像他膝盖上的伤疤一样，永远都不会消散。

杨某帅这样的逃犯并不是个例，他们的身份可以漂白，罪行却无法漂白；他们做善事可以弥补自己良心上的不安，却无法消除受害人心头的阴霾。

经法院审理，杨某星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某帅被判15年有期徒刑。世间有因果，善恶终有报，法律永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