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曾国藩既不是湘军创始人，也不是湘军统帅

 

有人说，曾国实是湘军的核心缔造者与精神领袖，对湘军的塑造贯穿了组织、建立、发展乃至精神凝聚的全过程，甚至把曾国藩说成是湘军教父，说湘军是曾国藩的私人部队，是湘军的最高统帅。

 

把曾国藩说成是湘军创始人和统帅，无非是想借曾国藩屠城之罪行，污蔑湘军抵制西方基督异教，捍卫儒家捍卫祖先祭祀之功绩。将其标榜为儒家半圣，本质是中伤儒家之名誉，他代表不了儒家，因为曾氏家族后人多为基督信徒，甚至传教士，其嫡曾孙，曾约农更是创办基督教会大学。

 

曾国藩在湘军当中的地位，实在是人微言轻，就连最开始为他募兵和练兵，帮他打仗建功立业，以军功起家的王錱等人，都不服他，直接率着湘勇精锐出走，并发誓与曾国藩不共戴天，老死不相往来！

 

王錱如此做法，令曾国藩颜面扫地，即使曾国藩是睚眦必报之人，但依然不敢严惩王錱的所作所为，毕竟自己手下的大半将领，都是王錱的同门师兄弟，可见，曾国藩连自己参与编练的湘乡县“湘勇”都难以控制，那更不用说调遣其他湘军。

 

所以，既然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都不是曾国藩，那到底是谁？我认为湘军的创始人主要是有两个人，分别是宝庆府新宁县的江忠源，以及长沙府湘乡县的罗泽南。

 

江被誉为“湘军之父”，罗被誉为“湘军之母”，此二人才是真正的湘军精神和实际领袖。开创了湘军的两大派系，湘军此后的众多将领都与此二人有着同门之谊，而曾国藩对湘军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

 

1、湘军之父“江忠源”

 

 

江忠源(1812年至1854年)，是湖南省宝庆府新宁县人，江忠源之所以能成为湘军之父，最早创立湘军的人，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这其中，因为新宁县是距离广西最近的湖南县镇所在，处于两省交界地带，乃广西与湖南相连的战略要道。

 

不管是湖南往广西走，还是广西往湖南走，都要通过这条要塞，尤其是水路，因为湖南的湘江和资江，都有流经广西东北的桂林府，因此只要攻下桂林，太平军就能乘船顺流而下直接攻打省会长沙。

 

所以，这相当于太平军出省的第一战，就要打江忠源的新宁县老家，所以当地村民早有防备，在太平军愈演愈烈以前，江忠源就已经开始组织团练，江忠源以新宁县的同乡、同族、亲友或邻里，这种基于地域和血缘的招募模式，建立了后来威震四方的新宁勇，也叫宝庆勇、楚军，是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湘军野战部队。

 

在1851年，太平军还没有发起对湖南的进攻以前，江忠源就认为诸军不能在湖南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主动出击，此时桂林府正遭到包围，江忠源率部到广西与太平军在城外作战，一战“斩级数百”，牵制大量兵力，使太平军被迫放弃攻打桂林。

 

桂林城久攻不下，太平军便想从全州坐船，江忠源日夜奔袭追至全州，抢先赶至全州下游的蓑衣渡，伐木为堰以堵塞河道，成功得拦截住太平军。所部楚勇与太平军鏖战两昼夜，甚至以火炮击杀了太平军最高首领之一的南王冯云山。 太平军出省第一战损失惨重，最终只得弃船登陆，向湘江东岸撤退，所携辎重尽被缴获。

 

太平军精锐以广西兵为主，而江忠源发起的蓑衣渡之战，让其精锐伤亡过半，此战阵亡者，多为从金田起义一路跟随的“老兄弟”（核心精锐），这数千兵力是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尤其是冯云山！

 

他负责太平军的组织、宣传工作，为太平军制定制度、招募信徒，在军中威望可谓最高，第一战主帅就死， 导致元气大伤。

 

蓑衣渡惨败没过多久，1852年，西王萧朝贵奉洪秀全之命，率五千精英先锋部队进攻长沙。江忠源率楚军赶往长沙增援，并在长沙城南的天心阁布置强大火力。9月11日，萧朝贵亲自到第一线督师，楚军在魁星楼架设的大炮击中萧朝贵，炮弹穿胸而过，萧朝贵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西王萧朝贵在太平天国“神权体系”的核心支柱，维系军心的精神纽带，是天父代言人，对外宣称能“代天兄耶稣传言”，还是洪秀全的妹夫，亲上加亲，是太平天国早期最具实战能力的将领之一，以勇猛善战、指挥果断著称，是太平军的“前线统帅”，在军中威望极高，结果在太平军刚出省的第二场与江忠源的大战中战死。

 

太平天国初期，通过“永安封王”确立了六王体系，是太平天国初期的核心领导架构，而六王之中，因江忠源战败而死的就有两王！这也是为什么，江忠源会成为湘军第一位封疆大吏“安徽巡抚”的原因。

 

在江忠源率领楚军，与太平军在前线作战，一路追杀太平军建立累累战功的时候，此时的曾国藩还只是个在籍侍郎，无官无职，在长沙练兵与人闹矛盾还被赶了出去，狼狈不堪，认为曾国藩是湘军创始人和统帅，确实是荒谬至极的说法。

 

2、湘军之母“罗泽南”

 

 

有人说那不对啊，这又如何解释日后曾国藩在湘军还是有一些实力的？他的军队哪里来的？这一切都与一个叫罗泽南的人有关，曾国藩的起兵家底，基本上都来自老家的湘乡县，而罗泽南正好与他是老乡，曾国藩因此与罗泽南攀附上了关系。

 

罗泽南(1805年至1856年)，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罗泽南之所以能成为湘军之母，与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有关，岳麓书院是儒家的最高学府圣殿之一，他在此系统学习了程朱理学，从此独尊朱熹，以朱熹学说为根本，日后下山开馆授学。

 

下山后，罗泽南开始了长达28年的设馆教书生涯。他先后在同里、湘乡县城、长沙等地坐馆。授之以儒家“六艺”和经世致用之学，既习文，又习武，学子云集，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了湘军悍将。

 

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罗泽南效仿先圣孔子，率领门下众弟子护卫长沙，而曾国藩被朝廷指定任命为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他看到罗泽南弟子众多，在湘乡县影响力巨大，便与其结交，抱上大腿。

 

曾国藩手里没人没兵，在家乡湘乡县也没什么根基和话语权，而罗泽南就不一样了，弟子数百，一代儒学大师，号召力很强，因此曾国藩以自己“团练大臣”的身份，把罗泽南募的兵说成是自己的，然后向朝廷上报以此获取粮饷，军械。

 

接着，曾国藩又想办法把罗泽南的部队脱离长沙府湘乡县的当地势力，带到衡阳衡州地区，以罗泽南的军事资源帮助其编练衡阳乡勇，这样曾国藩得以借鸡生蛋，再后续慢慢编练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对军队控制权的欲望很大，总是想把其他湘军纳入自己的节制之下。这让其他湘军感到十分不满，毕竟自己同乡同族的部队，凭什么接受你的调遣？因此罗泽南等部后来长期在湖北作战，有意疏远，直到迫于朝廷压力才被迫援助曾国藩。

 

罗泽南战死后，曾国藩看到了久违的机会，以各种方式拉拢罗泽南的众弟子，采用收门生的方式，想使罗泽南的学徒争着拜曾氏做新老师，湘军大将王鑫不服，对众人说道我们的老师，永远只有罗泽南一人，此话令曾国藩心生厌恶，后找准机会将其革职查办，断其粮饷，这便是代价。

 

王鑫伴随罗泽南左右学习多年，以护卫百姓为己任，在1856年10月，写给兄长王人树的家书中，很自豪地说: “我们老湘营所到的地方，百姓皆称自来未见过这样好的官兵。”可以见得王錱对民心的看重。

 

而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每攻一城必屠之，并且军纪败坏，纵容劫掠百姓，王錱日后越来越看不惯曾国藩的做派，便一气之下率部数千精锐脱离了曾国藩的领导，并成立“老湘营”，以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表示自己的部队才是真正的湘营，而不是曾国藩手底下那支军纪败坏的新湘营。

 

精锐部队的骨干，罗泽南门下的众多部将跟随王錱出走大半，这令曾国藩困恼万分，他便把矛头打到了楚军身上。

 

此时，楚军创始人江忠源已经战死，曾国藩想巧取豪夺楚军的控制权，并命令新的楚军领袖江忠义，刘长佑等人率部到曾国藩的营地，接受调遣。

 

刘长佑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直接顶撞了他，不管曾国藩对刘长佑等人如何拉拢，刘长佑却始终保持着“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曾国藩即使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也极为艰难，一兵一卒都不能为曾氏所用，只想除之而后快。

 

刘长佑等人与曾国藩保持距离，甚至担忧曾氏可能会暗中勾结太平军出卖自己而篡夺自己的部队，正是如此的谨慎，才使得刘长佑等人的宝庆楚军没有遭遇全军覆没这样的惨败打击，保留了部队编制，成为湘军末期，最具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刘坤一和魏光焘等宝庆楚军领袖，更是长期执掌两江总督的位置长达十多年，压的曾国藩等人的政治势力一直出不了头。

 

宝庆楚军之所以远离曾国藩的原因，是有前车之鉴的。例如，罗泽南门下弟子李续宾没有跟王錱一样选择脱离曾国藩，结果后来在安徽三河镇之战中，因情报错误等问题被全部歼灭，六千精锐全部战死。

 

而这支湘军王牌战队的核心将领层，几乎都是罗泽南的门人，罗泽南门人势力从此一蹶不振，这才使得围攻安庆等和天京等头功，得以落到其弟曾国荃手中，因为李续宾如果不死，曾国藩也就没机会扶持其九弟曾国荃掌控剩余部队的指挥权，安庆城破后的屠城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总而言之，湘军的主要创始人和统帅，分别是江忠源和罗泽南二人，而名声最望且被世人熟知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并不是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国藩的起家部队是靠罗泽南，而左宗棠的起家部队则是江忠源的楚军和王錱的老湘营。

 

而且，左宗棠主要是靠曾国藩的提携，当时的背景是，刘长佑的楚军和王錱的老湘营一直不服从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只好让左宗棠代为节制，于是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向朝廷上奏举荐左宗棠，称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求朝廷破格录用。但即使如此，左宗棠也无实际指挥权，听与不听取决于各营将领幕府的自行决策。

 

左宗棠晚年经常哀痛与感念的说“曾公之薨，吾失一知己”，甚至在提及早年曾国藩举荐自己领兵、支持自己的往事时，曾感慨“若无曾相当年一荐，吾至今仍为湘中一老儒。”此后曾左的后人一直关系密切，家族之间交情颇深，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