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能成为民国政府的军政首领?这得感谢谭延闿

2025-11-25    0评论  12人围观

 

1、谭延闿之“曾家鹰犬”

 

谭延闿,湖南株洲茶陵县人,生于浙江杭州,当时他的父亲谭钟麟正在担任浙江巡抚,是浙江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其父后来还担任了闽浙总督等职位,成为清朝时期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总管福建、浙江两省军政事务,由于从小便在浙江长大,且其父在浙江为官的原因,因此谭延闿自小便在浙江地区拥有充足的“朋友圈”,浙江的哪个权贵,没有跟他爹攀附交情?

 

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和影响力,这与曾国藩有着重要关联,谭钟麟早年曾投身曾国藩幕府,拜师门下,在曾国藩的军营中担任幕僚与助手,参与处理文案、政务等事务,备受曾国藩的信任与重用,成为曾国藩幕府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此后一直受到曾国藩的举荐和提携,先后担任浙江巡抚、陕西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位。

 

谭钟麟家族成员更是与曾国藩家族成员多有联姻,例如谭延闿的儿子谭季甫就娶了曾国藩的曾孙女曾昭楣为妻,谭曾两家世代联姻,是延续数代、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联结彼此的世交情谊,这使得蒋介石通过谭延闿,取得了与曾国藩家族的联系。

 

谭钟麟为官数十年,在官场与军队都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源与人脉网络,为谭延闿日后步入政坛奠定了坚实基础,不管是在湖南还是浙江,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清朝末年时期,年轻一代中的政治领袖人物,因此在清朝灭亡之际的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了湖南的地方实力派。

 

2、谭延闿背叛辛亥革命

 

湖南的辛亥革命,主要以同盟会成员和民间会党组成和发动,而当时湖南的武备学堂所训练的新军,受俞廉三和陈宝箴等湖南巡抚的影响很深,因为湖南当时的武备学堂、讲武堂和陆军小学堂等,都是他们建立的,而俞廉三和陈宝箴等湖南巡抚和谭钟麟一样,也都是曾国藩家族的亲家。

 

因此,谭延闿等人通过曾国藩家族的庞大关系网,在湖南手握众多新军,与湖南的辛亥革命军焦达峰和陈作新手里的兵力不分上下,从本质上来讲,焦达峰他们面对的不是什么清军,而是与自己敌对的湘军,因为焦达峰和黄兴等人的师傅叫谭人凤,谭人凤来自宝庆府江忠源和刘坤一系的湘军,一直与曾国藩系的湘军敌对。

 

至于敌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坤一等人对曾国藩家族宣传基督教的行为,十分不满和抗拒,他们几代人在岳麓书院读书和学习,一直深受儒家岳麓书院孔孟之道的影响,牢记祖先祭祀之礼,不希望神州子民背宗弃祖,因此抗议曾家后人在长沙建立基督教堂,四处传播洋教的做法。

 

如果看不明白我上述言论的,可以在这篇文章《为什么说,曾国藩既不是湘军创始人,也不是湘军统帅?》了解,我详细讲清楚了湘军的崛起和不同的派系。

 

只有把湘军内部的不同派系判断清楚,才能明白,为什么湖南辛亥革命成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爆发残酷的内部清洗?

 

焦达峰和陈作新在谭人凤的指示下,领导曾经的宝庆湘军旧部组成的众多民间会党攻占长沙,并成立湖南大汉军政府,焦达峰被推为都督,陈作新被推为副都督,但几十天后,他们都被谭延闿害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起义前,以湖南谘议局长谭延闿为首的地方实权派人物看到民众对清朝和基督教积怨很深,都响应焦达峰等人的起义,反清复汉革命乃天之所向,已不可避免,于是被迫表示“倾向”或“赞成”起义,混入复汉军队伍当中。

 

湖南大汉军政府建立以后,焦达峰和陈作新便迅速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湘军援鄂和援赣两个方面。在他和焦达峰的共同组织下,几天之内招兵上万余人,编成4镇陆军,自长沙大西门码头乘船出发,焦达峰等人亲至湘江河岸,欢送将士,誓师出征,各界代表至河岸欢送者达数百人。

 

这些先后派去援助湖北和江西的都是焦达峰的精锐部队,而焦达峰只留下了少数的警备队守卫长沙,因此兵力空虚。

 

在焦达峰的最后一支部队坐船走后,10月31日的当晚,谭延闿便策动手下军队管带梅馨发动政变,把焦达峰于陈作新二人,以及留守警卫同时杀害与长沙都督府。

 

实际上,谭人凤早就警告过焦达峰让他注意防备谭延闿等人,毕竟谭人凤曾随宝庆湘军将领周汉,参与领导过声势浩大反洋教运动,对这些洋教的危害知之甚深,了解他们善于隐忍、伪装和背叛的特点。

 

然而,焦达峰还是太善良和仁慈,也许是年轻,并没有把师傅的话听进去,而是说: “我为汉之族群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士绅,余皆容之。”陈作新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大家既然都是汉人,“如家人聚首”,不必戒备。

 

谭人凤听完摇头叹气,而湖北战事又很紧急,因此也坐船去前线守城,最终,焦陈二人果然遭到了政变背叛。虽然你把他们当做炎黄子孙,但他们信奉洋教已经自认亚当夏娃之亚伯拉罕子孙,认犹太人为神之种族,又怎会把炎黄子孙放在眼里?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政变杀害后,谭延闿当上了新的湖南都督,统管湖南大权,在他的指挥下,湖南常德、湘潭、宝庆等地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政变,许多要求恢复中华之祭祖礼仪的辛亥复汉志士,先是被他们谎言欺骗,再遭到猝不及防的诱杀。

 

在前线作战的湘军部将,得知湖南后方起火,自己的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人被谭延闿政变暗杀后,痛心疾首,纷纷投入北洋军的阵营,在北洋军和湘军大兵压境时,谭延闿慌忙逃难,宣布通电下野。

 

3、谭延闿全力扶持蒋介石上位

 

1922年,谭延闿在同为基督徒的孙文支持下,宣布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其父谭钟麟曾任职两广总督,在两广也具有政治影响力,帮助孙文募兵众多,孙文和谭延闿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同事期间,相处许久,孙文得知了谭延闿的雄厚背景,开始有了拉拢之心。

 

此时孙文的小姨子宋美龄刚从美国的基毒教会学校回国,于是孙文恳求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结婚,宋的母亲倪桂珍是明朝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徐氏的后代,其家族信奉基督教已百年之久,极为虔诚。

 

而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在任职闽浙总督期间,作为一省最高长官,对闽浙地区的基督教发展多有助力,贡献很大,因此倪桂珍对谭延闿非常满意,赞同把宋美龄许配给他,但是遭到了谭延闿的拒绝,谭的理由是,自己已经40多岁,不合适。

 

不过,谭延闿还是认了倪桂珍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妹。此后,倪桂珍对谭延闿这个干儿子一直非常满意,那可是曾经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的儿子,地位尊贵的同时还那么虔诚,当然甚是喜欢,什么事都愿意听他这个干儿子的,后来蒋介石能与宋美龄顺利成婚,便是谭延闿的功劳。

 

起初,倪桂珍不同意这门蒋宋婚事,因为此时的蒋地位卑微,在国民党内无权无势,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时,倪桂珍一直不同意,谭延闿经常在倪桂珍耳边为蒋介石说好话,倪桂珍才终于接受了干儿子的建议,同意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1924年黄埔军校筹备时,孙文最先属意的校长人选是谭延闿,因为谭延闿与曾国藩家族的联姻背景,远比那些给自己赞助资金的财团厉害甚多,如果能攀附上谭延闿,成功指日可待。虽然谭延闿以自己不懂军事为由婉拒,但推荐了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职位,这才使得黄埔军校的校长职位,能被当时地位卑微的蒋担任。

 

因为蒋就算地位再卑微又如何?他的结拜兄弟谭是军政世家,国民党众人可以不给蒋面子,但不能不给他身后的谭延闿,不能不给谭延闿身后的曾国藩家族面子。

 

1926年1月,谭延闿以手握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事资本入驻黄埔,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在谭延闿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逐渐坐稳了黄埔军校的校长位置,并在谭延闿的鼎力相助下,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从此平步青云,在国民党走上最高巅峰。

 

当蒋介石后来因为北伐惨败,而被迫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北伐总司令职位,声名狼藉,被众人口诛笔伐,爆发反蒋浪潮,宣布下野即将永久隐退的时候,谭延闿作为蒋的结拜义兄再次站了出来。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家私人基督大教堂举行宗教婚礼,由美国传教士江长川主持,仪式严格遵循基督教的教义,两人作为基督徒,此场婚礼仪式的政治意义重大,谭延闿亲自作为证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许多人在看到谭延闿支持蒋介石的决心以后,迫于“曾左俞聂谭”等湘浙基督政治世家的支持,不敢再明目张胆的反蒋。

 

次年,谭延闿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转任行政院院长,当着国民党政要的面将大权移交蒋介石,并提名蒋介石担任政府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并完全掌握了民国政府的党政军大权。

 

而这一切,没有谭延闿的支持,都是无法实现的,后来谭延闿把自己的儿女交给蒋介石照看,让儿女拜蒋介石为干爹,并把自己一手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权交给蒋介石统管,蒋介石后来为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在全国民党招婿,便是后来有“小蒋委员长”之称的陈诚,陈诚也因妻子是谭延闿之女的缘故,成为在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绝对第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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